最近坊間有關悼念六四的辯論，呈現出一些頗值得進一步了解的現象。這些現象跟辯論的內容無關——坦白說，在當代社會裏誰也沒有權威將某種絕對價值、道德觀念加諸於別人身上時，對民族、國家、政治、宗教等等的態度，早已變為個人生活方式、風格的選擇。個人喜歡作出怎樣的決定，沒有必要通過否定別人的選擇，來為自己的立場找個所謂合理的解釋。而那些所謂辯論，基本上是各自表述居多，甚少真正進入對方的立論基礎、推理邏輯。整個辯論本身，一閃而過，沒有留下很深刻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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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來愈多聲音對年輕人感不耐煩
但值得留意的是，在進行辯論的過程中，坊間的情緒起了一些變化。當然，這些情緒上的變化並非在社會上各個階層、圈子均有相同的轉變；我敢肯定，社會上的意見依然相當多元化，暫時仍難以見到一種明顯的轉向。不過，話雖如此，最近我們的確可以開始感受到情緒、語調、態度的變化。
說得直接一點，社會上愈來愈多聲音（當然，年輕人可能會憤憤不平，因為主流是由非年輕人所組成）開始對年輕人感到不耐煩。這份不耐煩並不完全是源於對他們的政治主張有強烈意見（說句老實話，其實到目前為止除了知道他們很不喜歡中共之外，仍不知道他們打算怎樣改造這個社會），而是覺得在操作的層面上充滿負能量，難以說服他人這是一條出路。之前很多人會覺得由反國教、「雨傘」等社會運動發展至今，時間尚短，不應提出過分的要求；又或者認為年輕人敢於創新，自會有一番新的見解，由他們來提出新的主張，只是時間問題，不宜給予他們太多壓力。但現在的情况是，那份耐性正在快速消失之中。
跟一位年輕朋友提到上述問題，他的反應也很直接（也很有一份豪氣）：「誰要你有耐性？」跟他討論什麼是當前香港社會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還好他並不知道這出自毛澤東的《矛盾論》，否則他應該早已拂袖而去），他的回應同樣直接：「不要搬出『大局』來壓我！」明顯地，在他眼中，面向政治理想，哪有退讓的道理。
在建構新的主體之前，首要工作是解構香港民主運動中的意識形態阻力——「支聯會」代表的是對中國的認同和將香港民主化跟中國政治發展扣連起來，而溫和「泛民」則因為以「和理非」為包裝，掩飾其投降主義的本質。兩者結合起來，成為過去二三十年來香港未能爭取全面民主化和取得更高度自主的主要因素。從這個角度來看，好些年輕人認為那時而以「和理非」為手段而處處對北京讓步，時而包裝為愛國愛民主而將香港民主運動引向錯誤方向的溫和「泛民」，確實應該是他們的民主路上的首要敵人（甚於親中及工商界等建制派），想到要先滅之而後快，自有其推理邏輯。在過去一段時間，溫和「泛民」一直不太明白為何自己成為了攻擊對象，其實原因只是那些年輕人還未正式宣戰而已。
有人覺得上面所講的情况，背後原因是時下年輕人要挑戰權威，喜歡「拆大台」。要「拆大台」，那是肯定的了。但很多人似乎忽略了年輕人也有「拆細台」的愛好。所以，隨着時間的過去，我們見到更多的是不斷的「細胞分裂」，而不是有機的重新組合。小群體的形成是可以理解的，至少它們較易組合起來，並且團結鞏固。但我們見到的是很多小群體極力保持其獨特性，而不是通過協商、妥協，尋找起碼可以接受的共識，而打造出一個更有力量的組合。或者他們重視的是過程而不是結果，不會以成敗論英雄，但這樣的一種組織形態可以怎樣長期發展下去，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
未來兩年傘後政治不能一事無成
未來兩年是香港社會的關鍵時刻。
連場選舉當然是重點，但最為重要的倒不是選舉的結果（特首將會如何產生，早已成為定局），而是那個過程。而在這個政治過程之中，又以「傘後」各方勢力（尤其是年輕的一群）的表現，至為重要。我所講的表現，並非指實際取得議席又或者選票的數目，而是他們打算以怎樣的一種方式來表達其政治理想、爭取實現政治主張。真的沒有「大局」嗎？溫和「泛民」較諸建制中人真的更「邪惡」嗎（因為溫和「泛民」所講的自決，最終一定遠低於年輕人的期望）？究竟有無具體目標？有無可操作的政治訴求（例如怎樣在議會內只屬少數而又可推動自決呢）？
我想指出的是在未來兩年內，「傘後」政治不能一事無成（令溫和「泛民」沒有好日子過，並不是什麼政治成就），否則那將會是一整代人的挫敗。
我提出這個問題不是因為我認同他們的主張（確實不明白他們在說些什麼），而是我們應該不難可以感受得到，社會的耐性正在降低，對於一些言論、行動的反應，已再無以前的包容。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是一件好事：「傘後」政治的「蜜月期」已經過去，要進入現實中的政治。他們需要思考結盟、合作；可是，年輕一代人的合作能力是超乎想像的低（他們或可於一個「爆炸點」上跟他人短暫合作，但那種能力很快便消失）。他們需要思考民主步伐、自決以外的課題（簡單如資源分配），但卻一直躲在一些大題目（如自決）後面，遮掩其迴避問題的做法。
挑戰已擺在面前，但年輕人有正視這些挑戰的勇氣嗎？
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
（原文載於2016年6月10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