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版編按：每年維園燭光晚會，不管集會人數多少，都成為香港必談話題。今年較特別之處，在於「本土派」與部分大學生代表，鼓勵更多人到香港各區集會，似正尋找六四的本土意義。上周日（5月29日）舉行的六四遊行，有人誤認「中大老鬼」馮家強為南亞裔人士，成為網上一時熱話，馮家強「澄清」「我係香港人！」的帖子廣為轉發，面對世代交替之間的無知反智，笑中似有淚。馮家強是2000年中大學生會副會長、學聯秘書長，當年就八九六四提出的，竟已與今日「本土」青年類同。今天，馮家強撰文談談這些年來的社運參與，以及六四之於本土的意義。
「要求遣返難民大聯盟」臉書專頁一幅把我錯認作「南亞助手」的貼圖，為沉悶的星期一帶來了一點歡樂。及後幾天，幾乎所有朋友打招呼時都首先加一句「南亞人」。把我錯認作外地人的事件實在太多，早已見怪不怪。星期日去中環曾有菲裔小販跟我說菲律賓語；去SOHO酒吧曾有東加籍的朋友以為我與他一樣來自太平洋島國；到韓國出差曾有本地人以為我來自非洲；至於去便利店時店員堅持跟我說英文不說廣東話，更已發生無數次。
身分與誤解
第一次看到貼圖時，除了大笑一場，也感到十分可悲。我們經常自稱「國際大都會」，但創立這臉書專頁的人不去協助少數族裔香港人融入香港社會，卻選擇把他們抹黑成假難民，在他們困難的生活之上再踩一腳，實在可恥。去年4月，尼泊爾發生大地震，死傷嚴重。機緣巧合下我協助了一班少數族裔年輕人在尖沙嘴鐘樓舉行悼念集會。主持不停呼籲途人加入悼念，但大多數人只是駐足圍觀。當場令我想起，在雨傘運動期間我身處歐洲，我們一班香港人作為歐洲的少數族裔，在當地舉行聲援香港運動，呼籲路人支持，雖有少數人支持，但大部分人只是圍觀。當少數族裔，生活並不容易，要本地人了解我們，更是困難。事實上，少數族裔也是香港人，也有權參與香港各種文娛康樂和政治活動。去年六四，這班發起賑災籌款的年輕人也一同來了維園參加燭光集會，悼念六四屠城的死難者。
貼圖令我同樣感到可悲的，是在貼圖上的「六四毋忘掠水」字眼。近年，建制派及某些本土派團體不約而同地猛烈攻擊支聯會的籌款工作，貼上「騙財」的標籤。明眼人只需登入支聯會的網站，看看全年工作報告和財政報告，便可知道，每年二百多萬港元維持舉行燭光集會、其他支援民運的活動、保存民運資料、職員薪資等工作，而「六四紀念館」開放後全年開支增至四百多萬港元，是非常節儉得出的成果，「掠水」的指控乃無中生有。依靠公眾捐款的民間團體，工作和財政報告必須公開透明，接受公眾的監督，其可信度遠高於資金來歷不明卻異常活躍的團體。有趣的是，攻擊支聯會籌款工作的往往是後者，這是何其諷刺。
高喊「本土」宣言！
2000年，當年我是中大學生會副會長，出席學聯的常務委員會會議，也獲委任為支聯會學聯代表，參與支聯會的會員大會。支聯會邀請學聯派代表參選支聯會常委，常委會討論後共識是不派人參選，理由是學聯希望維持較獨立的角色，也認為每年的六四燭光集會行禮如儀、群眾無法自發參與、未能有效地將六四與香港民主發展扣連起來等等。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2000年學聯發表並在燭光集會台上讀出的六四十一周年宣言，近半內容皆與六四無關，而是臨時立法會、公安惡法還原、恢復區議會委任制、國旗法、人大釋法、梁愛詩延任、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平等法治已經面臨崩潰等。學聯也在燭光集會後舉行討論會，探討八九民運精神和我們的方向。我們認為，我們要以實際行動爭取香港的民主，才叫延續八九民運的精神。
實際行動確有付諸實行。在九十年代和千禧年代，有好一些參與過學生組織的人主動投身中國大陸的民間團體，希望改變中國，改變香港的命運。我也是其中一員。國際民間社會認為，中國的社會與經濟發展，將對全球有重大的影響，所以不少國際民間組織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希望壯大中國的公民社會。以香港近年的詞語形容，國際民間社會都是「大中華膠」。
要有與政府相關部門角力的能力
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發展空間時大時小，但總體而言，在中國的工作，可以啟發不少中國年輕人，讓他們了解到，經濟發展固然重要，但法制、人權、民間監督等元素必須平衡發展，對中國政府的政策，必須是其是、非其非，才有希望。他們通過在非政府組織任職和擔任義務工作，得以接觸政府宣傳渠道以外的信息，與國際社會交流，促進互相了解，更可培養獨立思考、政策推動、與政府相關部門角力的能力。在交流的過程，偶爾不小心談到一些比較敏感的話題，也是很自然的事。
畢竟在中國，言論和集會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我們這些「吸慣了自由空氣」的香港人，身處大陸，經常會感到很壓抑。每逢趙紫陽逝世周年，都從香港新聞看到有北京居民到趙紫陽家中靈位拜祭但受盤問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消息，有一年在北京，很想親身去一次，但最終因擔心連累其他人而作罷。有一年六四，也是身在北京，很想點一支蠟燭，但卻連這個自由也沒有，只能先騎單車經過天安門廣場，再坐在酒店房間裏，翻牆重溫八九年的片段和歌曲，忍不住痛哭幾場。然後，忍住淚水，回辦公室工作。
那一年在北京
雖然如此，有時候心靈也會得到一點慰藉。
又有一年六四晚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公安幾乎每十步一站崗，敏感日子期間民眾連站在原地不動也不行。我懷着沉重的心情，聽着香港的燭光集會直播閒逛，卻發現廣場上人卻也不少，他們兩三人一組，神情肅穆，默默地逛。碰到民間團體朋友，大家似有默契地互相點一下頭，再分道揚鑣。原來大家也在悼念。
有一年六四在香港，當天收到好幾位大陸民間團體朋友的信息：「能幫我點一根蠟燭嗎？」
有一些人刻意把來香港開會的行程編在六月初，就是為了去維園點一支蠟燭。
沒錯，我和一些在大陸民間團體工作的香港人，愈來愈重視維園的燭光及其象徵意義。維園的燭光，讓在前線打拼的人有機會與同路人獲得能量，讓中國大陸的民眾有機會了解和感受。
公民社會必須做的事
現在，有一些香港人，包括很多年輕人，認為中國民主不是香港人的事，香港沒有能力管好自己為何要管人家。我難以理解其邏輯。近年，台灣一些民間團體積極推動與對岸接觸，他們告訴我，公民社會必須交流經驗，才能相互了解和影響。前陣子與學者朋友閒談，對中國有最多全面政策及學術研究，介入又最多的，是美國和日本。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是打仗最顯淺簡單的道理。
近日，有青年團體比喻香港作火場，身處火場卻在關心旁邊的廢墟，將七百萬雞蛋擲去天安門高牆，是「不分輕重」，所以要「港中區隔」。這個比喻是對國際政治現實的認知不足。現實是，旁邊也是火場而非廢墟，不去參與撲熄源頭這硬仗，縱使有「港中區隔」，火也會從其他方向蔓延過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團結中國大陸和國際的民間力量，如果我們在這場硬仗中缺席，故步自封，將來的廢墟重建工作也不會有香港的份，廢墟建成怎樣也不到香港話事。
或許我們能做的是……
社交媒體的興起對不同意見群體之間的交流沒有幫助，其「迴音谷」效應，容易造成一種錯覺，以為社會上大部分人都認同自己，所以往往得出「我對你錯」的結果。我不強求在社交媒體和傳統媒體可發生有互信基礎的辯論。在言論和集會自由的社會，我也不強求所有人講一樣的話，做一樣的事。
或許我們能做的，是鼓勵自己和朋友，多分享真實的經歷和感受。守住我們所相信的，不因攻擊或嘲笑我們的人而退縮，勇敢地把路走下去。
（標題為編輯所擬）
作者簡介：土生土長香港人，廣東移民第二代。估計2047年仍未能退休，現在就說世界是屬於下一代的話不知如何自處。曾任中大學生會副會長，學聯秘書長。現任教協總幹事。
（原文載於2016年6月5日《明報》世紀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