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最引人注目的其中一個新聞標題，便是成功與泛民主派議員達成溝通，向有不團結之稱的泛民主派並提出了連成一氣的聲請，要求「撤換特首」。特首選戰的號角一時間震天價響，在此之前的九月立法會選舉亦一樣暗湧處處。
隨着雨傘運動之後冒起政治光譜各異、包括本土甚或主張港獨的新政治組織，他們在立法會最終能否佔席固然引人關注，而最終泛民主派／非建制派的議席能否保住立法會的否決權，更是立法會選舉焦點所在。戴耀廷教授於二月首次提出雷動計劃，希望非建制派候選人整合參選名單，集中票源；其後推出「修訂版」，推動「聰明選民」運動，變為倡導公民充權，鼓勵選民認識選舉制度，準確把選票投給支持及有勝算的候選人；亦於各選區召募一萬名選民當「雷霆救兵」，在最後關頭按選情配票，拯救邊緣名單。
依靠政黨協調出選似乎困難重重，踏入五月，新民主同盟確定不參與泛民初選，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選舉協調無望。倡導公民充權，希望提高投票率，以期將最多非建制候選人送入議會的計劃，可以如何突圍，及其中的理念與操作如何，又有沒有違反任何政治倫理？外國有否成功例子？今期我們深入探討。
公民數據VotSonar﹕Telegram民調 助選民掌握即時形勢
推動公民主導「配票」的計劃由民間組織「公民數據」發起，該組織利用通訊軟件Telegram，開發「公民聲吶」（VotSonar）民調系統，助選民掌握形勢。公民聲吶利用bot 功能（來自robot一詞，意即自動回覆的機械人程式），定期向參加者發送問卷，了解他們投哪張出選名單，每次投票後，系統會即時回覆，顯示投票人數，每張名單的支持率。全港有最少四十萬Telegram用戶，成員希望召集逾二十萬人，於五月到九月進行定期民調，愈近選期愈密，由每月（六、七月），到每周（八月）、每日（九月一至四日）一次。此外亦會設立街站讓巿民即席「投票」。下次民調將於六月一日舉行，參加方法可留意其facebook專頁。
追蹤選民轉軚傾向
「公民數據」發言人趙智勳說，除了定期民調，他們亦有不定期民調，例如最近王維基宣布有意參選，他們就發出了問卷。他解釋，除滾動式民調，系統亦可做到追蹤調查。「因為每個Telegram ID都是unique（獨特的），只要參加過一次民調，系統有紀錄，下次民調改選了別人，我們就可以追蹤到，有多少人轉了軚。」
系統現仍在測試階段，五月初，公民聲吶透過「朋友傳朋友」的邀請連結，召集約千二人參與首次民調。因抽樣方法的局限，暫時參加的選民都以支持非建制為多，但以王維基參選的一次民調為例，系統亦追蹤到有一名選葉劉淑儀的選民改投王維基。不過，這個形式的民調香港人從沒試過，我們找來趙智勳及負責程式及分析的成員麥嘉威為大家解答疑惑。
facebook：公民數據 Civic Data
公民數據Q&A
1. 抽樣會否有偏差？
用港大民調、街站資料修正
首先要懂得用智能電話，才會用Telegram，因此參與民調的多是年輕人，而建制選民不會參與雷動計劃，故抽樣會有偏差（natural bias）。趙指出，選用Telegram而非較多人用的Whatsapp，是因Whatsapp未有bot功能，不過，他們將與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合作，利用港大以往及未來即將展開的立法會選舉民調數據，修正偏差，「例如港大民調看到20至30歲的人，有百分之二十支持民主黨，我哋嗰邊得百分之十；而30至40歲的人，支持社民連有百分之十五，我哋有百分之五十；對比三四個年齡組別，就可知道選民的特徵，調整偏差」。
麥嘉威說，一般學術機構的民調，樣本通常以千計，而他們希望有逾二十萬人參加，規模比以往的民調都大，利用港大的數據調整後，參考價值頗高，而且每次公布結果，都會列出抽樣誤差及預測誤差的範圍，供巿民參考。他們日後會設立街站，擴大抽樣範圍。
2. 會否受建制派選民干擾？
上千帳號方有影響
民調以每人獨有Telegram帳號辨識，而且樣本規模大，若有人刻意干擾，需有上千個帳號，而系統程式及統計學上亦有方法發現及調整這些不尋常數據。
3. 需收集什麼個人資料？
不包括電話號碼
民調系統以Telegram帳號為單位，但不會知道帳號連結的電話號碼，問卷中會問年齡組別、選區、性別、工作、投票意向。
做個聰明選民Be a Smart Voter﹕互動平台 助參選人調整政綱
除了數據統計，民間亦有公民充權運動「做個聰明選民 Be a Smart Voter」。成員希望建立一個選民與參選人的互動平台，由選民主動提出對參選人的要求，亦助參選人了解選民關注的議題，調整政綱，把最多非建制派議員送進立法會。
選民候選人輪流填問卷
核心成員許向紅強調，她們不「配票」，相信公民有投票智慧。運動首階段是「重要議題調查」問卷，要求選民就政治議題及選區的民生議題投票，包括政改、食水供應等，將於本月二十五日截止。第二階段由六月開始，整合議題後，發出「重要議題排名調查」問卷，要求巿民按重要性將議題排序。最後階段，會向所有非建制的候選人發出問卷，要求他們回覆相關議題的行動綱領，所有回覆（包括拒絕回應的問卷）都會上載至運動網頁。至於如何辨別非建制派候選人，許說，候選人需在問卷中認同自己是非建制派，為香港追求國際認可的民主制度，「我們都可派給（現任民建聯議員）鍾樹根，但他認同了自己是非建制派，要承擔政治後果」。候選人亦需回應若有「超級議題」表決（例如政改），會否綑綁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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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政黨主導變議題主導
她說，不少非建制派候選人立場相近，運動提供中立、免費的平台，讓選民有系統地比較政綱，由以往的政黨主導變成議題主導。此外，她們每周會舉辦簡介會，講解選舉制度，亦在D100有《聰明選民反屈機》節目，希望於各區組成「公民話事團」。許以「公民健身操」作比喻，透過思考議題，增加公民主導權，「練番幾嚿『公民肌肉』去發聲，今次選舉就是個契機，鼓勵你勤力鍛煉去『show』肌肉。」來自加拿大的許說，早於戴教授撰文前，受加拿大「Leadnow」（由選民整合關注的議題，要求候選人回應）的公民運動啟發，她們已萌生概念，因此與「公民數據」一樣，兩個組織與雷動計劃互不從屬，但目標一致，互助互補。
外國例子﹕斯洛伐克、克羅地亞
由公民主導的「配票」運動，在外國也有參考例子。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高級講師袁瑋熙表示，一九九八年，斯洛伐克國會大選，反對派發動OK'98（Obcianska kampan）運動，鼓勵政治冷感的年輕人和首投族投票，最後整體投票率達八成，成功將獨裁總理梅西亞（Vladimir Meciar）拉下台。翌年，克羅地亞反對派組成Glas '99和GONG兩個組織，一方面進行公民教育，鼓勵青年和婦女於國會選舉中投票；一方面監察選舉，確保投票公正有效，最後取得逾七成投票率，反對派獲三分之二國會議席而成為執政黨，其後更促成政制改革。但袁說，兩國的選舉是單議席單票制，「配票」難度遠比香港的比例代表制低。
塞爾維亞
另一個與香港較接近的例子，是二○○○年塞爾維亞的總統選舉。當時反對派長期分裂，未能協調出與總統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打對台的候選人。袁說，當時的學生政治組織青年抵抗陣線（Otpor!）獲廣泛支持，有如香港的學民思潮。Otpor!開出條件，若反對派可推舉單一人選，將動員所有五十萬支持者投票，最後成功擊敗米洛舍維奇。不過，袁瑋熙補充，以上例子與香港情况不盡相同。「當時東歐的社會環境好差，青年失業率極高，無論何人上台都不會差過執政黨。」以現時香港的經濟情况，求變心切未及當年東歐急切。
自決、政改問題 未解決？
正籌組新聯盟「香港列陣」的前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強調不代表任何組織，但以個人身分評論，在現今「半威權政制」下，將逾三十五名非建制派議員送入立法會，最大的價值在於透過議會促成憲政危機，例如否決財政預算案，作為與政府及北京談判的籌碼，在重大議題（如政改）提升議價能力。但現時運動「對自決、政改等政治問題置之不顧」，非建制派的路線不同，就算人數過半，到時會否一致投票，效果成疑。「如果有人想否決，有人想『又傾又砌』，已達不到效果」。
岑敖暉質疑王維基參選
至於近日王維基宣布有意參選，他表示，「我們看track record，過去有報道說，港視事件時，王維基暗地裏並不支持員工抗爭，印象中，他希望還有斡旋空間。而以商界角度而言，唯一與香港相同的利益，只是踢CY下台」。他又說，王與自由黨關係密切，故不會將他歸類入非建制派。岑質疑：「佢已經去到現在個社會階梯，點解甘願做七十分之一？還是透過參選實現利益階層的議程，會否有操作令商界得益？」
圖﹕黃熙麗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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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2016年5月22日《明報》星期日生活。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