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聖誕假前後，下定決心看點書，抽出時間啃完了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兩本共1000多頁的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和《政治秩序與政治腐化》（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福山的這兩本「大歷史」著作，縱橫捭闔，從史前時代談到現代，地域上覆蓋由中國到中東，主要是談政治制度如現代國家、法律制度和問責制度的建立的過程，為什麼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歷史軌迹會不同等。從政治學角度看，書中可議之處甚多，不在此詳細討論。我這裏只談其中兩頁書。
我看到《政治秩序與政治腐化》的448至449頁，談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引發我不少對香港的思考。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為人熟知，簡單的說，就是他相信人類未來的人口會以幾何級數增長，而糧食只會以算術級數增長，換言之生產力增長追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因而預示人類未來會遭遇疾病和饑荒，災難重重。我們後來當然知道，歷史並沒有如他預測般發展。
福山慨嘆馬爾薩斯的理論「來早了」，因為他的人口論寫在18世紀末的工業革命前夕，他未能預計工業革命及其後生產力的突破，因而他預言的悲觀狀况並沒有出現。福山反而覺得馬爾薩斯的邏輯可能適用於21世紀初的狀况。他指出很多現代科技的突破都在生物醫學範疇，而這些科技的突破會延長人類壽命，令人類的平均生產力下降。隨着醫學發展，退休後的人壽命延長，但往往帶來的是生活質素下降、社會福利開支增加，以及社會照顧的成本增加，這將會成為很多現代民主國家的挑戰。
如何判斷資源分配？
我看這兩頁時愣住了（這兩頁當然其實並不是全書的重要論據）：這不就是香港的寫照嗎？一直以來，我都覺得香港是個很弔詭奇怪的地方。從各種指標來看，香港人生活快樂指數很低、生活壓力奇大、居住環境擠迫、空氣質素差，在貧富懸殊和缺乏退休保障下，不少老人家年老無依，絕對不是會帶來長壽以及適合退休後生活的地方；但香港偏偏是全球平均壽命最高的地方之一，這應該和我們全民、高質而又廉宜的公營醫療系統有相當關係。
但問題正出在這裏：香港全民的先進醫療、貧富懸殊的社會環境加上社會保障不足，令不少長者要不快樂的生存一段很長時間，而社會照顧的成本亦因此大大提升。隨着人口老化但平均壽命不斷上升，香港人整體上生活在「老年」或「退休後」的總時間亦會不斷增加。如何令老人家們有尊嚴和快樂地生活，是重大的問題。
在報上看到，養和醫院將會用30億元買新的質子電療儀器，可以減低治癌的副作用。我當然知道養和是私家醫院，但我也想到30億如果用在協助長者渡過晚年，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那麼究竟應該如何判斷應把錢用在醫療、退休保障，還是其他社會服務？應該用什麼機制決定呢？
在大部分發展水平和香港相若或更高的西方國家，這答案應該很簡單：透過普選的民主機制來決定資源分配，是較合理和有認受性的做法。在選票壓力下，這些國家通常會建立較全面的退休和各類社會保障，當然也不會忽視醫療，因為醫療服務是全民不論貧富都受惠的。但醫療成本快速上漲，是先進國家共同面對的挑戰之一。
香港特殊的政治情况則是：政府非由普選產生，老人家「無票」下，其利益自然相對受忽視；而一直倚賴老人家選票的政黨，也不見得會特別支持老人權益，更沒有主動出來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政府在沒有真正開放討論下，已經封掉了「全民」退休保障的門了。其實3000多塊一個月已經很卑微的了，老人家要快樂和有尊嚴的生活，是需要有更多社會資源投入的。
我沒有怎麼跟進全民退保的各項方案細節計算。我一直覺得這是意識形態問題而不是技術計算問題。在2016年作各種模型去推斷2064年的公共開支和社會模式，中間牽涉很多對未來數十年社會發展的假設。我們根本沒有可能準確預測未來50年香港社會如何變化（例如究竟2060年香港人平均壽命會多長呢？），硬要推測2064年的財政和社會狀况，大家都會變成馬爾薩斯了。
我覺得奇怪的是，着眼2064年會不會「爆煲」，是很不「香港人」的思考方法。香港人什麼時候有這麼長遠的眼光呢？香港人什麼時候這麼相信規劃，要規劃50年後的政策和社會狀况呢？香港其他政策，我們都沒有考慮到50年後會怎樣。現在考TSA（全港性系統評估）和DSE（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是否符合50年後的社會需要呢？我們為什麼不首先去考慮，如何設計一套制度，令從2016年到2064年都會進入老年或渡過老年的香港人，可以在其間較快樂和較有尊嚴的生活呢？這裏包括2064年會差不多70歲的黃之鋒，包括「唔死會100歲」的我，也包括所有現在讀這篇文章的你，都一定會在其間進入退休年齡以至渡過晚年。我們是不是應該首先處理2020年的人是否有快樂和有尊嚴的生活的問題呢？
請提出方案解決未來10年問題
說根據什麼什麼推算2064年會「爆煲」，這不是什麼科學推算，而是推搪，把照顧現代人的社會責任，用馬爾薩斯式的簡單推論邏輯，推搪給一個未可知的未來。50年內香港的政治社會經濟可以有極大變化，現在都無法預測，只能靠到時的社會再去討論、政府再去調節，因時制宜。現屆政府連2020年是否取消功能組別都推搪是下屆政府的事，居然叫大家着眼2064。請提出方案，解決未來10年的問題吧。
延伸閱讀：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sation of Democracy（London: Profile Books, 2015）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原文載於2016年4月25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