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市區重建局於中環閣麟街一帶進行重建，多幅富有歷史印記的青磚牆及花崗石基座成為保育界的焦點，這些外表看來毫不起眼的歷史遺痕，除了可能是現時最古老的維多利亞城民居建構物外，更隱含一段早已被人遺忘的香港故事。
長久以來，甚至到了今天，在官方和其他機構（如旅遊當局）的宣傳下，香港「由小漁村發展為國際大都會」的故事（或神話），總是被當作香港歷史的經緯；大眾對香港過去的認識，可說僅止於此，讓人以為香港先天的地理優勢，加上後天中西方的邂逅相遇，華洋間良性互動，香港這個原來名不經傳的小漁村搖身一變成為「東方之珠」。
九七回歸 港史始受重視
即使是專業史學者，香港的歷史發展也很少進入他們的視野。英國史學家對香港歷史往往從殖民者的角度和立場出發，並以這樣的史觀把香港總督、公務員（主要為英籍）和英商發揮的作用無限放大，試圖把殖民地式的管治合理化，對佔本地人口接近百分之九十八的華人，幾乎視若無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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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的史學界也好不了多少。1990年代以前，專門研究香港史的內地學者絕無僅有，在不少研究者的眼中，香港只是西方帝國主義各殖民主義者的侵華基地，處於中國邊緣的香港並沒有多大的研究價值；對比內地，香港商業上的成就也令他們有點難堪。
可以說，過去史學者對香港的論述，若非集中殖民地政府及外商建設性的一面，便是探討其破壞性的一面。這個局面在過去二十多年終於改變過來。
隨着九七回歸，部分研究者開始建構複雜且細緻的香港歷史，對香港的政治與社會作微觀分析，一些過去的重要發展及人物終於重見天日。香港走過的道路，其實相當曲折和艱辛。當時的社會狀况，跟現在普遍接受的價值及道德觀更格格不入，其中黃、賭、毒（主要是鴉片販賣）長期肆虐，歷史上這些行業曾一度合法經營，賭博即使被禁，卻從未消失在公眾的視線中（賽馬賭博還堂而皇之舉行至今），而苦力貿易對香港早期發展的影響更不容忽視。
這些現象無疑扭曲了傳統道德和價值觀，替社會和個人帶來各種問題，但諷刺的是，卻為香港早期的發展累積了資本，更成為殖民地政府穩定收入的來源，令各類公共工程如興建道路、碼頭、水塘和醫院等得以展開。有學者甚至指出香港之所以能夠迅速儲積起財富，靠的就是掠奪性的鴉片貿易和苦力貿易。要正確理解香港的歷史發展，我們實在不應迴避這些問題。
華洋雜處 孕育「受保護婦女」
此外，在華洋雜處的社會環境下，香港亦漸漸孕育出一個前所未有的群體——「受保護婦女」（也有學者稱為「涉外婦人」），還有他們的混血兒後代。
「受保護婦女」，英文稱為「protected women」，是指十九世紀中後期與歐洲（也有少數來自美洲）男性生活的華籍婦人，她們不少原是水上居民，早自香港開埠時或甚至之前已和歐洲人接觸，部分則來自廣州或香港的青樓。由於她們的伴侶（在西方人圈子稱為「protector」，即「保護人」 ）最終大都會回國，也有少數在港迎娶歐籍婦女作正室，而和之前一起生活的華籍婦女終止關係，「受保護婦女」在大多數的情况下都未能像其他婦女般與伴侶共同生活，直至終老，更備受華人主流社會歧視。
這些婦女大都生活於歐洲人商業區（中環）和華人區（上環）之間的邊緣地帶，特別是嘉咸街、卑利街、閣麟街、伊利近街及荷李活道一帶。得益於和洋人一起的生活經驗和經濟資助，並直接接觸西方文化而掌握了一定現代商業投資技巧和法律知識，這些婦女成為十九世紀香港社會一個獨特的社群，她們以買賣物業甚至開設妓院等手段，過着自食其力的生活，擺脫傳統婚姻和受男性支配的命運，其中甚至出現「受保護婦女」因其「保護人」生意失敗又或失業而陷入困境，倒過來供養後者。
到了十九世紀末，隨着大量歐籍婦女來港，作為社會上一個特殊社群的「受保護婦女」，數目漸漸減少，惟她們的混血兒子女，則成為香港的另一個獨特的社群。又因他們的母親難以過着正常婦女的生活，為求將來生活安穩，她們大都重視下一代的教育，千方百計把孩子送入學校，中央書院和拔萃書室的早年畢業生，不少便來自這樣的家庭。這些混血兒由於受過良好教育，為香港早期的發展帶來不可磨滅的影響，部分如何東、陳啟明、羅長肇等，更成為社會上舉足輕重的有名望之士。
已故史家施其樂牧師（Rev. Carl Smith, 1919-2008）以驚人的毅力，在翻閱數以萬計的土地註冊檔案、遺囑及當時報章的紀錄後，為我們揭示這些早已被遺忘的「受保護婦女」的面貌，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便是本文開首提到的中環閣麟街市區重建局重建項目的部分地段，原業權人為吳亞嬌（檔案紀錄的名子是Ng Akew）。
根據施其樂牧師的研究，吳亞嬌約於1820年生於一個水上家庭。1842年，一位來自美國麻省、名為安德葛（James B. Endicott, 1815-70）的船員在廣州把吳買下，之後安德葛一度出任一艘長期停泊於金星門（澳門以北）的鴉片躉船船長之職，不久更成為省港澳輪船公司的大股東。
毋須保護的「紅毛嬌」
至於吳亞嬌，她本人也在廣東沿岸從事鴉片貿易。1848年，一群活躍於珠江口的海盜強搶寄存在吳兩艘艇上的鴉片，膽識過人的吳亞嬌竟親自闖進海盜的巢穴談判，以糾集洋人報復作威脅，要求取回鴉片，事後海盜以其他貨物作補償。《華友西報》（The Friend of China）報道這宗「金星門事件」時，把吳形容為「精明幹練，歐人認為處境相若的女子往往會自慚形穢，於她卻絲毫未見」。吳為安德葛生了五名小孩後，後者終止與吳的關係，並於1852年在澳門迎娶了一位英國女子為妻。
結婚前一天，安德葛特意安排一個以香港物業抵押的信託基金作為吳亞嬌日後的生活費及兩名子女教育費之用（另外三名子女則由安德葛照顧）。作為華人女性的「保護人」，安德葛履行了當時西方人圈子公認的應負之責。
吳亞嬌之後帶同兩名子女往香港，並隨即購入皇后大道西的一些物業。其後三年間，吳與一名華人買辦（報章稱其為吳的丈夫）合作購地，至1856年這名買辦離港，並把他名下的兩幅地轉歸吳亞嬌名下。
之後十年間，吳的名聲漸漸顯赫，大概由於其背景的緣故，時人稱其為「紅毛嬌」。除了過着富足的生活外，還常常為協助其他寡婦又或像她一樣的「受保護婦女」充當借貸的中間人。作為最大的信託人，吳還聯同另外九名「單身婦人」（大概是「受保護婦女」及妓院負責人）在嘉咸街購置一大幅地皮。因吳亞嬌居於吉士笠街，時人甚至稱該街為「紅毛嬌街」（註1），可見她地位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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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不常，到了1878年，由於過度投資，吳亞嬌宣告破產，還被迫拍賣貴重家具以清還債務。可幸的是，她的居所原屬安德葛所立的信託基金名下的資產，叱咤一時的吳亞嬌晚年還不至流落街頭。（下篇將談閣麟街遺蹟的文化價值）
註1：網上的解釋指以往因大量西洋女子出入吉士笠街，華人因應她們金色或紅色的頭髮，稱她們為「紅毛嬌」，此街便順勢稱作「紅毛嬌街」，實屬不確。
圖﹕高添強
編輯﹕蔡康琪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4月18日）。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