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前熱中「課堂學習研究」（Lesson Study）。每次計劃開始時，我都會跟老師先猜想學生在學習某課題時的「難之所在」，又設計各種小測驗，探索確定，然後才開始設計教學工作。研究結束前又再有小測，看看學生有否進步，困難是否克服，老師亦藉此掌握教學的關鍵和原理。
其他文章：2016年中學文憑試通識科試題速評 （文：教育工作關注組）
當然，與大型測考如TSA相比，我們的測考設計或不及周密，卻更到位，因為測考數據直接用來指導教學，並用在同一班學生身上。我們又發現，參加計劃的老師多是真誠為了改進教學 ，故有種自發幹勁；但也偶有老師由校長指派參加，壓力擋不住，就在表面上下點工夫，實際上是找捷徑敷衍了事，這些情况最難搞。
教育官員常說全港性考測如TSA具有「改進教學」（improvement）及「學校問責」（accountability）雙重效用。但測考舉行到成績發放已是下一學年，數據並不能令當時的學生受惠；難聽地說，所謂改進教學，僅屬賊過興兵、亡羊補牢而已。因此我相信，問責才是主調。不是說「問責」就是不好，但教局官員常問：「貴校學生達標率是在全港平均數之上還是之下？」就是不妥當。須知全港學校無論進步了多少，既然是平均數，約半數學校會在上，半數在下。問這種問題就是拿TSA數據把學校進行分類、比較、施壓，違反TSA原意和承諾。
從前我曾寫過，面對問題，人的反應有「高路」與「低路」之別。縮班殺校令教師人人自危，考試操練是自然不過的「低路」反應。「改進教學」屬長線的高路回應，但成績壓力就在跟前，講改進教學，豈非奢談？
其他文章：【教育子女】家教樂：冷靜區（文：馮世權 @進步教師同盟）
（原文載於2016年4月13日《明報》副刊。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