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學生念書壓力大已不是新鮮事，從1970年代至今嘗試紓緩的政策也推行了不少，例如取消升中試、取消學能測驗、取消中三淘汰試、會考及預科合併，奈何壓力不減，操練照舊，為什麼呢？政府政策與教育制度的改變，不能說完全無用，但政策受困於更大更深的環境，其作用便顯得有限了。香港教育制度面對兩個巨大的環境限制，一是比政府及學校更巨大的宏觀結構，就是新自由主義思想氾濫的香港與全球競爭的問題；二是比課本內容更深入腦細胞的思想文化，就是香港人缺乏物質追求以外的生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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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谷學生不是香港獨有現象，在中、台、韓、日本，以至印度，從學校至家長也在落力催谷小朋友，連歐美據聞也開始這樣做了，某程度這已成為世界性問題。道理很簡單，以中國為例，在農村還有數以億計人口，期望知識改變命運，他們自會拚命爭奪有限的城市工作，而教育就是最重要的方法了。新加坡即使沒有上億的農村人口，但因為要維持競爭優勢，不致被後面來的（如中國、印度）趕上，學生的壓力也相當厲害的。
幾百萬人困獸鬥
香港情况也是差不多，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氾濫的情况下，大家也深感自己是在跟全世界的人爭奪工作。跑慢一點，手上的工作便給深圳、新加坡或印度的人搶去了，你還敢跑得慢？這種不安全感使人爭奪着用不同方式突顯自己比其他人厲害。所以，不能光說家長們都是沒長腦袋的怪獸，或是文化水平太低，擺在面前的就是進名小學、名中學、名大學，以至名幼稚園，似乎對未來的生存機會影響深遠。家長重視子女的成績，連帶對學校的要求也嚴苛，進而又造成對教育工作者的巨大壓力。
香港比起台灣、日本更不利的情况，是香港連「返鄉下耕田」的空間也沒有，而且產業結構也相當單一。在這些幅員較廣較多選擇空間的地方，如受不了大城市的競爭，甘願過簡單生活，可到鄉村、小鎮歸園田居，消費水平低租金便宜，也是另一種生活的選擇。但在香港，這些選擇也不大可行，幾百萬人擠在城市裏困獸鬥，想逃也逃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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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競逐的心態
在宏觀層面是個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的問題，在思想文化層面，是一種人生觀、世界觀。筆者也是父母，親見香港家長總有一種要不斷的考核、不斷催谷學生的心癮。如果看着小孩花了一小時無所事事，便覺得相當浪費，總要找一些「有用」的東西來做做才安心。最好是可以計量、能獲得一些據說是公認的結果，拿些獎牌、考到某些等級，可以列出來讓人清楚看到的，便是有用的好東西。什麼「品格建立」、「培養氣質」，就因為看不到即時可見成效而被視為浪費時間。筆者在1980年代念中學，當時的課外活動是真真實實的課外活動，大家玩得開心然後回家；現在的課外活動，不管是學造機械人、體育、音樂、社會服務，以至加入教會接受洗禮等，全都要求兌換成各種入學、升學的好處，賺得各種分數，開列出一張亮麗的CV，最終是指向找間好學校、找份好工作等的方向。這種全方位競逐的心態，有相當強的物質主義（materialistic value）傾向，視經濟及安全為最重要。例如學習音樂、運動，以至變化氣質陶冶性情等，本身沒有自足的價值，必須是可轉換成某種經濟效益的東西才有意義。
這種態度還有其延伸效應。例如當巴士司機、紮鐵工人、電器技工，便是沒前途，甚至是不值得尊重的職業。「職業無分貴賤」這類說話，是只能對小學生說的。如要過一個「好」的人生，自然是找「上等人」的職業了。於是乎大家便從幼稚園開始進入戰場，一生人都在拚命。又因為在生命中缺乏其他視為有價值的參考，所以生活不外乎是休息、工作、再工作，公餘時候便以各種消費活動來充充電。我們對「好的生活」的理解，局限了我們對規劃未來事業的空間及生活的方式。
人生有何值得追求？
這類問題已多人談過，筆者要點出的是：如果不接受這種價值，那麼人生於世，有何目的？還有什麼值得追求的東西？唯其能確立人在物質以外還有其他值得追求的東西，並使這種態度成為一種風氣，競爭文化才有可能得到平衡（要完全消滅是沒可能的了）。
這是一個香港人精神文明建設的問題，一點也不誇張，也是各個古舊文明也思索的核心課題：人是什麼？人生存於世是為了什麼？人生有何值得追求的東西？我要怎樣過這生，才算是無憾、無愧、無悔？這些看似抽象的問題，實在影響到命途上每一個大小決定，指引了孰為枝節、孰為根本的優次選擇。而港式思想習慣，傾向強調實用性，在這種抽象問題上一般不太重視，少有深刻的反省。但少反省不是沒立場沒態度，而是被物質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牽着走而不自覺罷了。
在香港也有不少人是不參與競爭，或者也看到這種競爭心態的弊處，而追尋另類生活的。但在香港社會，這種生活文化仍不是主流，玩玩就好，一生這樣過便不成了。如果有年輕人一直都只做臨時工，或安於當個收入一般的救生員，而將公餘所有時間投入保育海豚，或投入三項鐵人操練，這類生活方式雖能吸引部分愛好者的支持，但社會的主流價值仍未能欣賞。
處理競爭與壓力問題，着實有不少人在政策層面作過努力。但更長遠的思考，是如何處理這些更深更大型的局限。例如說，如何培養出另一種生活態度並使之成為一股風氣？這種生活態度，又如何在全球競爭的環境下得以生根成長？這些思想文化層面的課題，都是值得思考。雖然未有即時效用，卻是社會的另類基建。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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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2016年4月2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