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革命以來，最重要的法律思想的發展，就是合同自由及產權保護。特別是後者，當「產權」的定義不斷擴闊，包含了知識產權之後，後者成為了現代發展得最快的經濟法律領域。隨着各國步入知識型經濟以及依靠服務業來推動經濟，知識產權法律的全球化及一體化，更變得刻不容緩。
問題是，保護知識產權，例如版權，的確需要全球合作。各國創業家在推出新產品時，最怕產品未進入銷售高峰期，已經給人抄襲，令銷量大跌。因此，知識產權法律例如版權法等，全球基本上是同步同進，香港很難獨善其身。而且，政府一再重提香港成為仲裁中心的重要性，如果香港在此方面法律不夠完備，亦會打擊國際公司，利用香港仲裁知識產權爭端的信心。
創意產業的兩大法律支柱
不過，在推動知識產權立法的時候，吾人往往只着眼知識產權與創意工業發展的需要。然而，沒有創作自由的地方，其知識產業的法律即使如何完備，也不可能讓創意產業有更實質的發展。創意產業的兩大法律支柱，即知識產權及言論自由，均同樣重要，不存在誰比誰優勝、誰比誰重要，更不存在孰先孰後的問題。
在西方國家，討論知識產權法律的時候，較少討論言論自由的問題。因為絕大部分的西方國家，其憲法保障言論自由，而且民主制度及司法制度較為完備，當地人們在討論知識產權法律的時候，可以較易集中討論技術細節。但在香港，情况較為特殊。近幾年網民也好，一般港人也好，感覺較大的是，言論自由不斷受到侵蝕。先別提政治上對言論自由的打壓，而是執法當局在調查案件時，其取證手法（例如向互聯網供應商索取客戶資料、向大型網絡公司如谷歌要求提供客戶紀錄），以至懷疑濫用不誠實使用電腦之罪名控告市民等，都讓不少網民感到憂心。市民覺得，現在已到了言論自由的底線中的底線，不能再讓執法當局有更多的調查及檢控權力了。加上，經濟上，假如有大公司利用市場優勢，再利用版權條例的權利，向批評其公司行為而又涉嫌違反版權法例的網民提告的話，網民在民事上以至刑事上可能負上重責。因此，市民要求暫緩版權條例修訂，不是沒有理由的。
關鍵在無法處理自由受壓的擔憂
問題是，蘇錦樑局長只管經濟，不管言論自由等問題。他不能保證香港言論自由不被打壓，更不能擔保日後香港的言論自由只會增加而不會倒退。泛民議員素來四分五裂，而且素有口號一大串、行動不一致的問題。今次連立場溫和的泛民都參與拉布，好明顯是泛民選民亦覺得，言論自由比起版權法律與時俱進更重要。
今次版權法遭拉倒，關鍵在於政府無法處理外界對於言論自由可能受壓的擔憂。如果此核心問題未解決，下次，甚至再有下次，版權條例如果再修改，都必會被拉倒。
（原文載於2016年3月8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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