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發展議會去年末發布中文科諮詢，提及學生「在掌握繁體字後，亦應具備認讀簡化字的能力，以擴大學生的閱讀面，及加強與內地、海外各地的溝通」。一如其他議題，該諮詢很快被政治化，甚至成為香港與內地的一個分割線。反對者稱，簡體字是「中共化」，要求學生掌握簡體字就是要香港「中國化」，而保留繁體字就是保護本土化。
一個簡單的「繁簡字」，就這麼不明不白變成了政府「文化臣服北京」，要取消「一國兩制」的「罪狀」。
漢字形態從來不是一成不變
事實上，漢字由繁到簡，是中國文化進化的一個過程。如果我們對中國文字的發展歷史有所研究，就能看到，漢字的形態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經過甲骨文、金文到隸書、楷書等的演變，從形態來看總體趨勢是簡化。《中國全史．漢字史》中說：「從殷周之古體變到宋元之簡體，時時向着簡易的方向進行，可說是沒有間斷。」考古成果顯示，漢魏以來在陶器、碑刻、書帖上，簡體字時有所見。如果熟悉唐代張旭的草書、元代趙孟頫字帖，特別是王羲之等行書的人，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1851年的太平天國政權在歷史上首次給簡體字以合法地位。在太平天國政府的印璽和所印發的公告、書籍等，大量採用了民間流行的簡體字。
進入20世紀，1909年，中華書局創辦人陸費逵發表論文〈普通教育應當採用俗體字〉，建議普通教育採用已在民間流行的簡體字，並把其他筆畫多的字也簡化。
五四運動之後，隨着白話文逐漸取代文言文，改革漢字的呼聲高漲。1922年，錢玄同與黎錦熙等知名學者首次系統地闡述了簡化漢字的理由和辦法。1934年，民國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通過了錢玄同的《搜採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呈請教育部施行。1935年，中華民國教育部正式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
這場漢字簡化實為蔣介石在背後推動。他曾表示，標語用字應盡量避免10畫以上之難字，推行簡化字有利於消除文盲。蔣介石本人更是在文書中不時使用簡體字。然而，由於時任國民黨中常委、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等強烈反對，忌憚於戴季陶是國民黨元老，蔣介石只好讓步，下令暫不實施簡化漢字。1936年，《第一批簡體字表》被收回。後來在戴的一再催逼下，蔣介石最終下了「不必推行」簡化字的命令。
1952年，退守台灣後，蔣介石第二次推動文字改革。他一邊指示考試院副院長羅家倫在報紙上進行輿論造勢，一邊讓教育部組織學者研究簡化方案。蔣介石重申，漢字筆畫太多，士兵教育困難，學生學習難度也太大，「簡化字之提倡，甚為必要」。很快，台灣成立簡體字研究委員會。其間，《聯合報》做過一次民意測驗，參與者中，贊成漢字簡化者7315人，反對者4807人。
然而，這次文字改革又遭到保守派的抵制。他們認為此舉會「毁滅中國文字及國家命脈」。蔣介石感到阻力太大，恐難執行。此時，大陸推行漢字簡化運動，在海峽局勢動蕩不寧的背景下，蔣介石放棄了初衷。他最後慨嘆：簡化漢字，真的不簡單！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大陸的簡體字政策，恰恰是汲取了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制定的簡化字方案。到了1980年，台灣教育部門頒布了《標準行書範本》，收了4000多個行書字，其中有600多個簡體字。由於簡體字多數是古代傳下來的，台灣跟大陸的簡體字大都相同或相近。這個範本的推行，使台灣知識分子大多能認識簡體字。
用如此多的筆墨講述老故事，不外乎是想說明一個道理：中國文化的生命力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禮記．大學》）。幾千年來不斷的去蕪存菁，通過歷史積累的沉澱，幫助今人解決當代問題，令古老的傳承，注入新的活力，加添現代的光彩。
繁簡可類通 非零和遊戲
漢字字體的千年變化，正是顯示了文化更新的大勢所趨。任何人當政，都會被這潮流所推動。畢竟，文字只是交流工具，其發展演變，離不開使用的便捷、有效，以及推廣之難易。或許可以這樣理解：繁體字更方便與古人溝通，傳承文化；而簡體字溝通的時空可能更加廣泛，符合當代日新月異變化的快節奏，更具現代意義。古今可以並存，繁簡更可類通，並非對立的零和遊戲，其各有所長，各自發揮，各自精彩。
無論如何，繁簡字都是中華文化的載體，硬要把它們政治化，太沉重。
作者是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原文載於2016年2月29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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