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鋪天蓋地的襲來──《一國兩制》的實亡、港珠澳大橋高鐵超支、警權濫用、選擇性執法、言論自由的審查、貧富懸殊、強推普通話與簡體字、TSA──我們實在有太多的理由憤怒，也應該憤怒。
在這一場推向兩極化的憤怒風暴中，沒有中立與灰色地帶的餘地，只剩下支持與反對。每個人都被強烈地要求表明自身的「立場」，選項只有A與B（再不容許任何可能的C），非黑即白，不選A即自明是B。仍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黃絲，變成了「港豬」；不支持或批評暴力抗爭的黃絲，就變成了──血統純正的黃絲眼中的──藍絲。
憤怒的情緒高漲，淹沒了脆弱的理性。政府製造與利用憤怒；政黨激發與消費憤怒；新聞媒體煽動與傳送憤怒；民眾追隨與推動憤怒。任何一方都不希望事情走向理解、協商、和解與進展。不是贏，就是輸；輸就打，贏才要；真贏不了，就玉石俱焚。大家都在喧鬧叫罵吵架，沒有任何一方真正在聆聽；也沒有任何一方──政府、政黨、新聞媒體──願意把憤怒導向建設性的方向與目的；偶而若有獨立的知識分子，發出逆風刺耳的聲音，要不是被淹沒在波濤洶湧的憤怒聲中，就會被盲目失智的民眾群起討伐。
憤怒是滋長仇恨最好的溫牀。仇恨引導人們走向報復之路。以眼還眼、以暴易暴，是歷史、文學永恆的主題。它揭示了人性的原始激情與瘋狂、非凡的情愛與終極的救贖。電影最熱愛復仇，特別是男子氣慨、英雄系列、熱血沸騰的電影，都把復仇的最後一刻安排成故事的高潮，讓觀眾在一場爆炸的火光中、在刀劍刺穿心臟血水濺射開來的剎間、在子彈穿著敵人頭顱時定格鏡頭的洞孔裡，得到憤怒與仇恨發洩之後的快感與滿足感。
然而，現實比電影複雜太多，主角的角色又太少。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方式缺乏激情，需要漫長時間的堅韌意志，需要投入大量心血進入社區默默耕耘與播種。無聊的抗命情節千篇一律、平凡民間充權的日子日復一日，成果也往往難以立竿見影。難以成為電影的悲情主角，也無法成為新聞媒體的鏡頭與閃光燈的寵兒。
相對的，升級暴力的抗爭，除了是憤怒一個直接又快捷的發洩與爆發方式，也是一種吸睛激情的手段。它能把民眾的情緒推向海浪的最高點，期望在破壞原本的秩序之後，促成改變與改革。縱使它往往並不允諾新制度如何定立。所以對於某些比較激進的團體，喜歡把「雨傘運動」命名為「雨傘革命」、旺角騷亂命名為「魚蛋革命」。他們喜歡用歷史上的暴力革命作為簡單化了的類比，認為是暴政下唯一與必然的手段與出路。
當然，他們也許會忽略了一些現實的細節。一，是時代已經不同了。革命團體的武裝能力與當下政權的軍事能力的比較，和一百年或以前的革命團體與當時的當權者的軍事能力的距離，已經是不能相提並論了。一百年前，當雙方都是拿刀拿槍的時候，暴力革命的成功可能性是比較高的，暴力起義也是相對實際的方式。現在，當民眾最強大火力的武器只有磚頭時，暴力革命除了革自己的命之外，似乎難以有所建設性或威脅性的作用。 二，是全球化。一百年前，國家與國家之間是相對孤立自主的；國家的內部也是相對地鬆散的團體。如今，在全球化的時代，全球經濟與政治都傾向一體化又相互角力與平衡。在一個國際城市，若真要發動武裝革命，除了要得到本土大量民眾的認同，也需要得到國際社會與言論的支持。在這兩個簡單的細節之下，所謂的發動「革命」除了是自欺欺人的「口頭革命」之外，或不斷地以狼來了的方式消除「革命」兩字的真正意義與潛在力量之外，還能有怎麼樣的意義？
在憤怒的背後，其實有著一種令人感動的信念。它相信社會有公義；對世界懷抱著一份純真的希望；期望人們能透過共同合作創造一個公平正義的理想社會。然而，它也天真地相信社會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得到迅速有效的解決。若果事情沒有得到解決，完美的社會公義沒有實現，人們會把原因簡單地歸咎於最高統治者的邪惡與無能。以為只要換了有權用到盡、無惡不作的689，所有問題就會得到解決。彷彿中共就不會再委任另一個極權的傀儡特首一樣。
另一方面，憤怒作為人類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個性特徵，其中也帶有人類性格中一個含糊但很重要的部分所傳達出來的訊息。這種信息既曖昧、不確定又不清晰，但卻能告訴我們如何更好地生活。於是，若能正確地理解自己憤怒的原因，並把它引導向正確的方向，化為建設性的推動力，會更有效地讓人們實現自我的價值，以及實行推動社會改變與改革的價值。
但個人的能力往往非常渺小，特別在關於國家、社會與政治的重要事務上，缺乏足夠的智慧與知識，能把憤怒引向正確的地方。當一個政府不可再信任，我們往往把這一部分交給新聞媒體、政黨、議員或知識分子，期待他們能告知我們現正正在發生什麼事，提供適當的導向，獲得一點安全感，排解我們的焦慮與不安。但新聞媒體與政黨除了不斷地煽動、激起、利用民眾的憤怒之外，並不願意與不擔負起安撫與排解民眾的憤怒情緒。它們甚至認為民眾愈憤怒、愈對社會感到恐懼，就愈有更多的政治籌碼與商業效益，能促成社會的改革與改變。
新聞媒體、政黨或議員不會告訴我們：在一些重要的政治與社會改革面前，沒有一個人、一個議員或政黨、一位救世主或一場重要的會議，並非發起一次百萬人的示威遊行或一場持久的佔領運動，或只要爆發一場暴力的抗爭或一場短暫激烈的戰爭，就足以解決目前社會的所有問題，促進社會與國家的改革。他們也不會告訴我們，任何重要的社會改革都必須透過堅韌持久的抗爭，都不可能在他們短暫的任期內達成任何實質可見的效果。事實上，甚至必須等待數十年甚至百年以上的逐步改變才得以實現。如果他們能為社會大眾列出改變目前社會問題的所有可能的「解決方案」，評估所有方案複雜的利與弊，分析其可行性的高低與改變社會的成功機會率。然後讓民眾理性地作出思考、判斷與選擇。也許，就能把民眾的憤怒轉化為動力，導向更有建設性的地方，達成民主社會更有效的改革，也同時能排解民眾的憤怒、焦慮、不安與恐懼。但他們似乎無意這麼做。
是的，我們都很憤怒。但它有積極正能量的一面；也有消極負能量的一面。憤怒滋長仇恨，引導報復；憤怒可使人們更加分化與孤立，能使公民社會更加撕裂與無力；但若能把憤怒導向正確的方向，就能轉化為實現自我價值與推進社會改革的動力。
於是，在憤怒之後，我們需要問幾個基本的問題：我們能從憤怒中學到什麼東西？我們又如何能把憤怒化成一種推動社會改革的力量？且使它能堅韌持久地抗爭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以逐步改變社會？
卡夫卡說，人類最大的罪惡是缺乏耐性；魯迅說要像韌性的《野草》──「正無需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鬥。」
（原文載於《評台》網站。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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