衞生作為（管理小販）的方法（文：洗樂石@法政匯思） (16:44)

香港小販問題已非新鮮事。癥結所在，不僅是僵化的小販政策，更是反映政府管理市政的自相矛盾。一方面禁止發新牌，嚴厲打擊無牌小販，指其影響市容，危害公眾衞生；一方面又容許水貨客、藥房將紙皮箱及貨品佔用道路，又推廣高「入場費」的美食車。公眾無所適從，只覺官字兩個口，講晒。

政府小販政策自七十年代起一直未有大變，完全與市民的期望脫節。政府一直希望逐步淘汰所有小販，指其阻街、環境衞生惡劣，又缺乏監管。雖然近年因業界大力反抗，固定小販得以放寬發牌限制，但港人所愛，又捲入今次事件的流動乾濕貨小販牌照，則「不簽發新的售賣乾濕貨的流動小販牌照，亦不放寬現時流動小販牌照不能繼承和轉讓的安排」。政府稱︰「流動小販在經營時往往在人流暢旺的地點聚集，手推車連同貨物難免造成公眾通道阻塞，也對環境衞生帶來一定影響。」因此，政府禁止流動小販，事關市容和衞生問題。

所謂衞生問題，僅為管理上的藉口，實際上的理由，似乎與衞生無關。熟食檔口衞生固然有其問題，但發牌食肆經巡查審批，仍不時有食物中毒的新聞。我們從未聽說食環署小販隊或衞生署就小販衞生作研究，政府向立法會提交小販文件時，亦未有提交任何佐證。再者，若流動食物車有其先天衞生問題，為何政府認可的美食車，就可以將問題解決？若香港果真對環境衞生﹑街道暢通如此講究，為何對上水街道的水貨客阻街問題，就遲遲未行動？

矛盾的政策，令人不禁猜度政府的意圖。街邊小吃，從來都是各地區的特式。港人愛到的台灣，到處都有林林總總的食街、夜市。即使如新加坡，亦有序管理街頭小販，安排其入駐熟食中心，更指明食檔要為公眾提供可負擔的美食。

相反，香港政府不僅將街頭小販視為市容大患，加以整治、打壓，長遠更要將其消滅，但在另一方面又要參考外國美食車，以為是上策。即使有小販聽從政府建議，遷入小販或熟食中心，但牌照政策所限，加上租金問題，令其經營困難。政府似乎對街邊小食嗤之以鼻，非但要抛棄城市的地道風味，更要將街道整頓得乾乾淨淨，井井有條，以為這才符合香港作為世界都市的地位。殊不知遊客和市民對地攤情有獨鐘，視街頭小販為不可或缺的城市特色。究竟政府是認定香港本地文化毫無價值，還是「外國的月亮特別圓」，偏好西化的美食車？

殖民主義的遺毒，在小販政策上顯露無遺。《公眾衞生與市政條例》前身早於1903年制定，原意是殖民政府針對華人的惡劣衞生，賦予政府隨意進入民宅清潔﹑重劃住宅區域等權力。殖民管治者要提高管治威信，首先要打擊本地人原來的生活方式，將香港人「包裝成為低等文明的代表，需要經過洗滌才能進入現代社會」。再者，殖民主子為全面控制城市的一草一木，加強管理公共空間，以達全面管治。現在，主子雖變，政府全面控制城市的意欲猶存，而且變本加厲。政府繼續以法治為尚方寶劍，一刀砍在小販頸項上，通過法律禁止無牌小販，停止發牌，又教育公眾守法為上，切勿光顧無牌小販。政府以公共衞生為弓，法治為箭，成為市民的守護者，消滅污糟邋遢的小販，既可加強管治，又可整頓市容，光環盡收，小市民則默默接受，以為對小販除了趕盡殺絕以外，別無他法﹔以為政府除了保護市民健康外，別無他想。

究竟今時今日反對小販生意的，是公眾，還是何人？究竟小販法例是用作保障市容﹑確保衞生，或是政府用作全面控制公共空間﹑不容市民自主使用公共空間？

(本文參考自王慧麟博士《衞生作為方法》(評台，2011)，多有啟發，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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