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娛樂化，是在資訊發達下，人們傳送政治資訊的途徑之一。不過，香港近幾年則反過來有「娛樂政治化」的趨向。不少過往在娛樂版出現的新聞人物，不時於港聞、政情等版面或時評節目粉墨登場，而且政治立場壁壘分明——在佔領運動時的「黃絲藝人」或「藍絲藝人」，又或在中港矛盾、社會爭議中展現得較為「本土」或「愛國」的名人等。
當然，藝人也有表達政見的自由。不過有趣的是，那些「愛國」藝人大多予輿論和網評「北上搵人仔」的「搵食」感覺。相較起上一輩的「老愛國」—— 一些跟中共識於微時、祖輩曾跟中共先烈出生入死的「老朋友」、「老戰友」或「紅色資本家」，回歸後冒起的「愛國勢力」，或多或少讓公眾有一種「搵食」、「務實」、「識時務」以至是「投機」的文化感覺。
「搵食」並非過錯，而香港社會的政治取態素來亦有務實的面向：在2010年，約六成民意接受當時溫和泛民跟中央達成的政改方案；在2014年佔領運動的後期，民調亦顯示大部分市民贊成示威者先撤離佔領區。然而，愛國主義最大的力量，本應在於其道德感召力和文化認同感，而非那一種「跟大佬搵食」的務實心態。
以「搵食」的心態和方式去愛國，在香港由來以久。在1980年代的名句：「馬照跑、舞照跳」，道盡「香港回歸後大可放心繼續搵食」的神髓。1989年的六四事件，激發了無數香港人身上的愛國熱血，但也傷透了部分港人的心，使有人從此「少沾政事、搵食至上」。中國改革開放，港人跨境生活經驗日增，既感受到大陸商機處處，但亦暗地裏更珍重香港來之不易的自由、人權，以及生活方式和都市感覺。
預示愛國變質為工具理性產品
除了生活經驗的點滴外，官方的愛國論述，在民族大義的意識形態下，亦不乏「搵食」心態。大家還記得前特首董建華那「國家好、香港好」的名句嗎？他老人家大抵不會只叫港人「跟中國搵食」，惟這卻是坊間裏最普遍的詮釋。及後，曾蔭權及梁振英政府的愛國論述，則更明確地把「把握機遇」放在口邊——把握國家每一個的5年規劃、中港跨境基建、遊學團、青年工作，以至是最近的「一帶一路」方略，都巧妙地以「搵食」的視角建構香港社會的中國想像。
再次重申，「搵食」確是無罪，每個城市都要「搵食」。不過，當「搵食」心態漸漸成為愛國的理由，當人們對以愛國之名「搵食」見怪不怪，以至大家都覺得「搵食」乃「忽然愛國」、「策略地愛國」的一種常識，那便預示了愛國主義正在變質為一種工具理性的文化產品，其道德感召力和文化認同感亦正在消散。
在我還當記者時，有一回有同事把愛國商人曾憲梓於公開場合裏大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錄音，在辦公室讓眾人共賞。很多人笑了，而我倒實在地覺得，他在真心地唱出心聲。另一邊廂，當我看着如今的一些親中或建制派的生力軍談國家、談發展時，心裏反而不太實在。也許，這是我的偏見吧。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原文載於2016年2月6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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