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內地法律學者在研究內地執法人員在香港跨境執法的案例時，會將問題歸咎內地執法者的法治意識薄弱。如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王俊民曾引例，指有大陸公安在港查案時被港警要求離開，公安就揚言說香港已回歸，是中國的地方，怎麼不可以到這裏查案？廣東法商大學法學院教授青山〈論跨境追逃之偵查方略〉的論文亦提到，少數偵查人員誤認為香港、澳門回歸後，與內地的民族自治區無異，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屬下的行政區域，那麼查案辦案的諸多限制就自然要取消了。
但是，銅鑼灣書店5人連環失蹤，禁書商姚文田被深圳以走私罪判刑10年，在港出版大陸時政雜誌的兩名負責人王健民、咼中校在深圳被捉拿審訊，種種迹象均表明，這些並非單一事件，亦非個別內地執法人員的法治意識薄弱問題，而是中共高層針對香港禁書市場的一次滅頂式打壓，希望大家害怕，不要再抹黑中共高層特別是習近平。
事實上，開放雜誌社的金鐘先生不敢出版余杰的新書，已收滅聲的客觀效果。另外，甚至連台灣的禁書界亦有人表示擔心，揚言不敢踏足大陸甚至香港。
針對香港禁書這個頑疾，當局在全國各地開展了「清源2015」專項行動，根據多份地方政府的實施方案文件披露，行動除了一如既往在內地堵截「攻擊黨的領導、貶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反動出版物的流入之外，當局亦鮮有地針對境外採取行動，聲言要強化開展對外專項反制，「堅決打擊活動突出、危害嚴重的境外反動出版發行機構」，各派出所要「摸清境外主要反動出版發行機構內部情况，運用政治、經濟、法律等多種手段予以反制」。
以上文件的措辭殺氣騰騰，亦甚有「走出去」的意味，禁也禁不住，擋也擋不了。究竟，當局如何展開境外專項反制？如何打擊境外反動出版發行機構？派出所又如何摸清這些位處香港的反動出版社的內部情况，並運用政治、經濟、法律等手段去打擊？文件沒有交代。但肯定的是，要達到這些目標，內地公安、國安光是坐鎮內地關口堵截根本達不到效果，要清理源頭在境外實施打擊反制，不跨境行動，相信很難在源頭滅頂。
再者，公安部最近正式成立境外緝捕工作局，並承認有些國家和地區（相信包括港澳）的緝捕條件比較好，在政治問題以經濟或刑事方式治罪的打壓手法下，相信此境外緝捕工作局將不會只用作反貪腐那麼簡單。
境外緝捕工作局？識得用，其實好好用。
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
（原文載於2016年2月2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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