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豪先生在上周五以〈公投的人為何沒有去罷課？〉為題在《明報》撰文，問為何投票的5000多位學生沒有出現在罷課現場，又反問教職員為何不發起罷教。他同時借用雨傘運動、公民抗命、預約拘捕的經驗對教師學生無法全力以赴表達不滿。筆者在上周四對罷課行動的觀察，也許可以解答曾先生的問題。
少人響應 因時機錯誤校委無壓力
1月21日為罷課第二天，筆者在課堂觀察，出席率至少達八至九成，幾近座無虛席。其中社會科學院的一個入門課程，更是全院滿座，部分學生要席地而坐。曾先生也許離開校園太久，不知道現在是「add／drop period」，即學生可以自由出席任何課堂，以選擇適合自己的科目。部分同學即使因為學額爆滿未能即時註冊，亦會照樣上課，等待下一輪攪珠。而在大學大力發展「核心課程」下，低年級學生要選擇數個本科以外的科目，由於未必有相熟同學一起上課，要追回進度或會頗為困難，罷課的成本變得更高。而現今學位通脹，令分數對大學生在職場的影響大大提高，都是影響罷課意欲的因素。此外，如果曾先生有讀報，應該知道部分學系會計算學生的出席率，出席率低於一定水平，會影響學科成績，甚至連專業試亦不能參加。當罷課的成本在現階段絕對大於得益，又如何能期望全校學生響應？
當然，罷課行動不一定失敗收場。2014年中大罷課引發佔中，是因為議題關乎全香港人的共同命運，大多數市民亦支持有真正選擇的普選，因此該罷課行動的爆炸力較大。至於今次罷課，對很多市民（也許包括曾先生）而言，議題只是關乎港大的前程，要全民罷市罷工基本上沒有可能。那試問一間大學的罷課，能達到多大迴響？以自我消耗的模式抗爭，對李國章和一眾校委有什麼影響？他們會面對多大壓力？一點也沒有。李國章連全校師生的投票結果都不理會，又怎會理會學生罷課？
不如問為何策略失敗
罷課策略失敗，已成定局。此策略制定時欠缺周詳評估、欠缺成敗指標、欠缺適當時機，由開始已經注定難以成功。時至罷課第三天，反應愈見冷淡。筆者在社交媒體上載課堂出席情况的相片，旋即被罷委會成員王俊杰轉載，並指摘我在道德高地批評罷課策略，但不清楚罷課的理據。他同時引用《學苑》前任總編輯梁繼平的言論，指摘我沒有去說服同學、去找罷委會交涉，只上載相片恥笑罷課，是犬儒。筆者無意還擊，只是相關言論其實跟早前有罷課委員質問為何仍有港大師生無動於中一樣，把責任推到群眾，早已成為行動派反駁策略失敗的標準論據。不過，此等「論據」其實並無據可尋，因為即使同學不清楚罷課的理據、沒有找罷委會交涉、沒有參與罷課大會，都不代表領導者可以責怪群眾，並為策略失敗開脫。
從速改變策略 方能重新爭取支持
現時急切之務，乃從速改變策略，把焦點轉到明天的校委會會議到農曆新年前的時間，並重新凝聚學生的力量，把短期抗爭和長期抗爭的細節計劃清楚，務求令校委感覺到回應訴求的壓力，同時堅守成立檢討管治架構及港大條例專責小組的方案為底線。罷課委員會應該要理解，在這刻勉強繼續罷課行動，只會繼續令公眾感到港大上下無心抗爭。只有停止罷課並盡快公布周二和後續的行動，方會有望爭取更多學生支持。
作者是香港大學本科生、港大學生會前評議員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月25日），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