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政治書商李波的失蹤及疑被挾持返大陸案，讓香港鬧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大家都憂慮，大陸公安是否真的越境在香港執法？一國兩制是否已經名存實亡？我們是否有一天也會「被」「以自己方式返回內地協助調查」，之後還要「被」「報平安」？
值得留意的是，其實，類似的涉嫌大陸公安越境在香港執法案，之前已經起碼發生過一次，但當時的迴響，卻遠遠沒有今次那麼大。
10年前的摩星嶺案
那是10年前，2004年6月，7名神秘人物，在港島摩星嶺道一高尚住宅外，似在監視某些住客，遭到報警，當香港警員到場調查時，他們更有人「撻朵」直認是公安，但警員卻不賣帳，公事公辦，將各人帶返警署，經扣查後7人暫准保釋候查。7人證實持雙程證，其中兩人更是廣東省公安人員。事件懷疑是他們是私下來港辦案，目標正是報警的男子，後者涉嫌在大陸牽涉到一宗嚴重罪案。
雖然當時有立法會議員對事件表示關注，而時任特首董建華和保安局長李少光，都有對事件作出回應，說不能接受公安在港越境執法，並會要求大陸相關單位澄清，但事件最後還是不了了之。
有趣的是，同是涉嫌內地公安越境在香港執法，當時事件並沒有在香港社會引發像今次這麼大的反應。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樣的差別呢？
為何兩次事件港人反應迥異？
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上次事件可能因為被揭發得早，不像今次般，發展到有人失蹤，至今仍下落未明，讓事件持續發酵，欲斷難斷。
原因之二，也因為，上次官方統一口徑，義正辭嚴地重申一國兩制下的界線，沒有像今次《環球時報》這樣的官媒幫倒忙，大模斯樣的發表社評，說如果是內地警員去香港把李波五花大綁式帶過檢查站，肯定不行，「然而全世界的強力部門通常都有規避法律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的辦法，既達到開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線」，讓人覺得這是變相默認公安擄走李波，甚至說得「理曲氣壯」，肆無忌憚。
但我認為，更重要的原因，是一種恐懼的氛圍已經形成。
2004年，當時港人對一國兩制仍然抱有一定幻想，所以對摩星嶺案，也寧願選擇視而不見，選擇信賴官方，不想自尋煩惱。但相反，過去幾年，「一國兩制白皮書」、北京為政改粗暴落閘、前京官提出香港要去殖民地化、梁振英治下香港很多核心價值不斷受到蠶食、香港愈來愈大陸化等，接二連三的發生，再不容港人再哄騙自己，當一隻鴕鳥，且為香港帶來一派山雨欲來的肅殺氣氛。在風聲鶴唳下，當李波失蹤案出現，就立即觸動了大家已經如箭在弦的神經，憂心連一國兩制的底線終於也守不住，因而大有可能成了壓垮駝峰的最後一根稻草。
恐懼的氛圍已經形成
人的心理就是如此，起初因為惰性，為了心安，就算問題出現，都往往選擇視而不見，但一旦觀念已經形成，所有問題都會對號入座。
今天，從民調指標可見，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正不斷屢見新低，李波失蹤案在這時出現，亦因此起了一觸即發的效果。近日有關移民、BNO護照等話題，不單在媒體，而且也在友儕聚會中，確實成了熱話。
今年是選舉年，先後會有2月尾新界東補選、9月立法會選舉，以及12月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而前述那種恐懼，大有可能在選舉中進一步發酵，發揮左右政局的作用。
對外商產生極大震撼
另外，據了解，近日不同的外國商會，都不約而同對李波失蹤案表示高度關注。原因是，很多外商因為節省成本和開拓市場的關係，都不得不在大陸設廠或銷售點，但卻仍然選擇把總部留在香港，而不是乾脆也一併北移，這是因為他們對香港的法制仍有信心，認為可以為他們提供足夠的人身安全和人權保障，而非像在大陸般，一旦惹上官非，便無所適從，甚至求助無門，任由宰割。
但李波失蹤案，卻對這些外商帶來了很大的心理震撼，原來在大陸惹上官非，就算身在香港，也可能會被挾持返大陸，讓外商不得不重新考慮，在香港是否真的絕對安全，是否應再保險一些，把亞太總部撤離香港，遷至新加坡等其他亞洲都會。
事實證明，摧毁香港金融和國際營商中心地位的，不會是佔領中環，反而可能是一國兩制的遭到蠶食、日暮途窮。
(原文載於2016年1月14日《明報》筆陣。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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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驚喎！】特首說施政報告是關乎政策上的事，所以不宜提及李波事件……咁，「一國兩制」什麼時候變成不是政策的事了？好驚喎！報道：http://bit.ly/1J4apES【「齊心」做成點？ 梁振英﹕爭拗難免】...Posted by 明報即時新聞 on 2016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