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巴黎協議》看一地兩檢（文：山中） (16:05)

有兩件事情我們可以肯定。第一，中國作爲簽約國會在協議機制下提出它「國定減排度」；在此之前它已經承諾會在2020年前減去能源業界排放量的60%，這即是說「國定減排度」是多少，它必然會制訂一個上限。第二，中國正在建立全國行的碳交易市場，目前7個城市試點計劃加起來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的碳交易系統，而這個全國市場很可能將在2017年運作，南韓的碳交易市場亦可能跟中國市場聯結起來。

因此，我們可以確定未來溫室氣體排放在中國將會有一個上限。上限會分配出配額變成排放許可在市場出售，用以顯示溫室氣體排放的外部成本，透過價格的顯示來降低相關消費或鼓勵新科技；排放超出上限，排放者必須花費在市場上購買許可。而這個上限一定是全國的，香港不能作爲簽約國在國際上進行談判，它的排放量將會受「國定減排度」所節約，許可的分配也是根據這個上限而發放，而許可的價值也是從全國交易市場上反映出來。

因此，香港所面對的問題就是：1）在一個兩制底下香港如何滿足國家的減排政策，如果像一些大律師所說絕對不能引入内地法律？2）香港怎樣向中國購買配額支付排放費用，如果嚴格跟從《基本法》106條，認爲北京不得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徵稅？

解釋第1點。如果按照大律師就一地兩檢的説法，指内地法律必定不能在香港生效，否則就會破壞一國兩制，那全國的減排制度就不能在香港生效。中國不可以說這是純粹的外交問題（至少我們不希望它這樣做），因爲特區對排放量的限制、減排方式、過度排放的罰則都必須透過特區的法律和政策才能生效。如果說香港可自行制訂減排方式與過度排放的罰則，那這樣的法律就只會在香港生效，但將會脫離國家目標，而中國不能亦保證香港的減排措施能符合它在《巴黎協議》中的承諾，國内各地區的配額公平分配成爲問題，也不能因香港超出了排放額度作出處罰。

第2點所帶出的問題是，碳交易和碳稅在原則上沒有太大分別，如果排放者排放量超出配額，它就要支付費用。碳交易是許可的交易費用，而碳稅則是明明確確的稅。假如這個減排制度安排是以地域來劃分，不論述碳交易或是碳稅，只要香港排放量過了配額上限，它就需要向中央上繳費用，這就出現《基本法》106條的問題。

如果減排制度是以企業的單位劃分，即是，舉個例子，香港的能源企業，例如香港電燈會獲得中央政府所頒發的排放許可，如超出許可量，它就必須在市場上購買更多許可。這就代表香港電燈要受國家排放制度所節制，這又回到《基本法》18條的問題上：如果香港立法說「企業排必須購買國家認可的排放配額」，這就是内地法律在香港生效。（現實的制度以地域劃分的機會爲大，因爲香港電燈在香港市場購買香港的配額會比較方便。）

所以，在氣候問題上香港將會面對一個兩難：跟隨國家政策，作出一定程度的融合，還是不接受國家政策而背離《巴黎協議》呢？

如果是從大律師的角度看問題，那香港必然要選擇後者。但我不認爲要配合國家政策、加入全國行的碳交易系統就必定要破壞一國兩制，只要我們能有效地解決一地兩檢，我們也可以用同一個模式解決碳排放、碳交易。

要解決一地兩檢其實很簡單，它不過是個技術問題。只要北京和香港達成協議：1）説明雙方的權利與義務；2）明確劃分管轄範圍；3）雙方各自根據協議自行立法；這樣就不會與《基本法》原意有牴觸，而這個協議也將會成爲中國憲法體系中的一份憲法文件。

有了這個模式和機制，你就可以就這些跨地域問題進行談判、參與制度運作和監管、提出技術協助，也同時保障自己的權利，不用每天爭吵《基本法》怎樣怎樣，根本解決不到實際問題。假如始終認爲《基本法》18條就是不能引入内地法律和政策，將問題繼續拖下去，如果我是北京，我就可以說《巴黎協議》是國家重大外交政策，我制訂的排放額、稅金、罰則等香港都必須聽從。你認爲哪一個是更好的選擇？

關鍵是，在現實世界中，中央─特區關係改變得很快，要處理很多新問題，不是二、三十年前的人所能想像的。要處理現實世界中發生的新問題，我們就需要一套新機制，不能抱着法條要求一成不變。現在就有一個機會讓你去進行這樣的創造，你不把握這個機會就會落後於時代。道理就是這麽簡單。

當然，在我的所見範圍内，香港的環保團體絕少（我從沒看到有）提到碳稅、碳交易這些重要措施，香港落後於時代看來是不用質疑的。

（假如看不明白爲什麽中國制訂「國定減排度」香港就必須跟隨内地制訂的政策或制度，你可以想像這個「國定減排度」是包括香港在内的GDP目標，而中國因爲國際條約的關係而必須達成目標。）

（原文載於作者網誌，2015年12月16日，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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