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八十年代（文：安裕） (17:49)

民主歷練日子久遠，馮檢基謹慎小心說「這就是民主選舉」。勝是英雄敗是寇，說多半句都無謂，故園不復舊城池，經營多年的山河就這樣丟了，雖說只差九十九票，然而一票就是一票，哪管你前世今生在深水埗做過什麼修橋補路派飯扶貧。這刻想起九十年代初一個女孩在立法局首次直選前的說話，女孩和我同一個部門，剛大學畢業，她說去投票了，要投給民協，「因為民協是做實事的」；之後多年香港政治地旋天轉，馮檢基的「又傾又砌」在亞洲電視《龍門陣》給黃毓民剷到上天花板。即使如此，我必須對今次落敗的軟硬不同民主派議員致敬，在《聯合聲明》簽署後的漫天風雨三十年，他們在各自範疇促進了香港的民主發展，保住香港免墮紅塵不起。

然而殘酷的現實是輸了，「不容青史盡成灰」接着是青春始終喚不回。區選之後，為上一代議員失利黯然神傷的同時也為新一代的崛起欣喜，美國社會學者說的X世代如馮檢基何俊仁等退出帷幔，Y及Z世代接力破土而出，為疲累不堪的香港政治帶來一線生機。不談別的，只看新人，積極一點說，「雛鳳清於老鳳聲」，是為今天的香港。

美國社會學者對XYZ世代嬗變有其說法：X世代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嬰兒潮，或是在日本以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劃線的「新人類」；Y世代是生於八十年代的一群而Z世代則是九十以及千禧世代。提出的社會學者用了一個相當生動的比喻分隔這三代人，不涉深澀的意識形態——X世代是買了電子產品但看不懂商品說明書更弄不通如何使用；Y世代則是把說明書像讀報紙那樣一看即明；Z世代是連說明書也不必看，產品上手就可以自己弄通一切。香港今次區選的特點就是這種世代差異，由是可以解說，X世代如馮檢基等無法在iPhone年代獲得共鳴的客觀原因。

香港XYZ三個世代

香港YZ世代的世界觀遠非X世代的上承戰後艱辛和國共內戰，二三十歲的他們生於香港民主初霽的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時期，成長於經濟起飛的後「六四」九十年代；他們不若父執輩般背上是國共鬥爭延續這些包袱，卻較父母接受更多教育，包括完整的人文及美學知識；他們聰明敏銳充滿自信，對周邊人與事心有所感，自我形象的認知構建至今不滅的本土理念。準確而言，本土理念此刻仍說不上是一種「主義」，因為內容紛陳各具涵意，其中包含「港獨」一系，也有維護家園的土地本土，更包括守護香港民主發展的本土政治。這是沛然莫之能禦的世代交替，YZ世代的香港年輕一代出生之後就在「香港必定有民主」氛圍成長，因為至少到九十年代初，中共對香港的政策仍按着《聯合聲明》辦事，儘管對直選步程各有說法，「港人治港」是不容動搖半分的中英誓言。事實上，中共於鄧小平在世時還是尊重「一國兩制」的莊嚴承諾，人們還記得，九七前後中共官員外訪之後回國經港要中央批准，而且往往是不批居多，哪有今天西環操盤的說法。鄧小平一代其言其行，就是「兩制」與「一國」的分際。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前的回歸嬰兒如今已然成長，飽受民主洗禮的新一代有着對社會的飽滿期許，要的是表達對這片千把平方公里土地的熱愛，從社會建設到政治架構一一如是。這股大潮隨着人口結構變化出現更強勢頭，本土化不一定是港獨，但本土化與X世代的「家國情懷」或是某些年輕一代指為「大中華膠」的血緣相比確是趨淡。必須指出，類似的情况並非刻意而就，隨着世代交替，對廣義上的「中國」趨輕而對香港本土趨重是無法避免的mega trend，加上近年中共對港政策愈發強硬，社會上年輕人的反彈，可於去年佔領運動得窺其中。

世代更替無分泛民建制

世代交替不僅在今次區選體現在民主派陣營，建制派亦可看到眉目。民建聯及工聯會力捧的陳穎欣擊敗馮檢基，前者二十五歲後者六十二，除了新鮮感更大的啟示是建制派也要年輕化，否則無以與YZ世代對話；三十年前港大中大國事學會諸君朗朗上口的《龍的傳人》《上甘嶺》，今天隨時可能被薄扶林馬料水新鮮人譏為「難聽過粗口」。沒有共同語言，年輕世代睬你都有味；相反，儘管政見不同，若然大家同一世代，埋身講話都容易得多。因此本土化不是民主派陣營獨有，建制也要改容易面，否則捱過今次區選也無法度過明年立法會選會；縱然兩者過關，四年後的區選難保不會大敗收場。只是建制有所避諱，只說「年輕化」而不提「本土化」，基本概念大致如一；譚耀宗讓位李慧琼，陳婉嫻在選戰揭曉當晚消失在歷史時刻的新聞照片當中。一代人的離場，造就另一代的出場。

疏離母體衍生的本土情結難以輕易由上而下壓制，主政者如何觀察如何調動對策，此刻尚待下回分解。不過，這股新浪潮香港並非華人社會頭一遭，上世紀七十年代台灣已有「崔台菁」之說，即「催谷」「台灣」本地「精英」。

一九七一年，中共加入聯合國，蔣介石以「漢賊不兩立」而退出，獨守海島一隅。這一段時期，國民黨無法「反攻大陸」已成事實，只能安身立命留在寶島，但是一九四九年隨蔣赴台的黨國大老業已垂暮，必須接續新一代的國民黨接班人，遂挑選台籍青年加入國民黨，期以成為二代中堅。蔣經國死後登大寶的李登輝以及司法院長林洋港等，便是在此時期被蔣經國相中上位的台籍精英。

「革新保台」歷史背景

幾乎同一時間，海外第一次保釣結束後，台灣留美的左傾學生到大陸工作生活，親國府的則陸續回到台灣，於是出現所謂「革新保台」之說，馬英九（哈佛大學）、宋楚瑜（喬治城大學）等人是其中之二。這些在美國頂級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一代，在國民黨蔣家父子放棄反攻大陸後的本土化大潮洪流裏回台。蔣家的計算是通過本土化讓國民黨千秋萬代，不致在老一輩黨國大老退出後無以為繼。當然，這個算盤在威權年代或能臻一時之效，到了兩蔣先後去世，威權管治成為歷史，本土力量擋也擋不住。再是中共一九九六年發動導彈「試射」威嚇，把本來可以團結的中間派趕到本土一系，斷絕了統派延續國民黨法統的後路。

香港會否重複台灣的道路言之尚早，至低限度台灣仍是擁有國防外交的一個政治實體，中共只能巧言笑兮而不可疾言厲色。在另一個層面觀察，香港年輕一代近十年的走向，似是有着六十年代西方世界學運路徑的影子，儘管無法斷言這是一代承襲一代，抑或根本就是宿命地進入發起——狂飈——退下——沉澱——再出發的五階段過程，但確實的歷史是，美國統治階層在學運已成強弩之末時反撲，聯邦調查局單是在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拘捕一萬四千五百六十五人，學運組織為了籌集保釋金弄得筋疲力盡阮囊羞澀，無以為繼，只得韜光養晦，回到地方深耕細作，以時間換取空間。想不到的是，脫離激進之路到社區工作，孕育出二十年後九十年代冒起的平權運動（affirmative action ），在婦權、反核、環保、教育邁出光輝大道。香港今次區選之後，也有分析指出傘後組織低調落區爭取選民的說法，但這究竟是普遍現象抑或個別候選人的做法，是策略調整抑或是隨機的選戰行為，恐怕要待明年立法會選舉始能較清晰。

深耕細作的細水長流

即便如此，香港新生代冒起是泛民與建制都確認的新風，生於八十年代的年輕當選人在區選之後成為社會注目的一群，傳統的政治分析無法觀測這一代的政治能量若何，然而在上一代政治參與者因為傲慢、僵化、衰敗而被選民唾棄的當前，香港無以規避新時代的提早來臨。於統治者來說，這些政治新人類這一刻雖未見到足以撼動社會的香港論述，但其本土色彩或會引起統治階層憂慮——成長於《聯合聲明》揭櫫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一代，說不定會拿着趙紫陽與戴卓爾夫人簽字並在聯合國記錄的《聯合聲明》與北京一字一句爭拗得面紅耳熱，屆時會有人懊惱太過急於絞殺胸懷大中華情結的馮檢基何俊仁。一九五八年金門炮戰，雖說年代久遠，中共當年的考慮背景，依然值得作為研究框架觀察香港。

世代更迭是自然規律，未來的香港變化，與新一代的崛起無法分割。這一進程啟步於二○一五年，香港社會在上星期日全程目擊並參與其中，區選翌日的星期一，月沉星寂，夜去朝來，太陽照常升起，good morning, this is Hong Kong。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1月29日），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