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關係】當湯漢樞機盛讚林鄭月娥——論香港天主教會與政府關係之前世今生（文：莫哲暐） (09:57)

所謂政教關係，並非如一般人以為，只有「政教合一」及「政教分離」兩種。法國或許是政教分離最明顯的國家，此乃大革命年代奠定的模式。但看看美國，雖則無所謂國教，政府卻與基督教會關係密切。挪威乃先進民主國家，卻以信義宗為國教（official religion）。在英國，國家元首英女王同時身兼聖公會之首一職。因此，要了解政教關係，必須理解各地之來龍去脈。

歷史背景

陳慎慶和梁潔芬曾研究香港天主教會與政府之關係，提出兩種模式：契約關係（contractual relations），以及對立關係（antagonist relations）。

在殖民地早期，由於英國屬聖公會，加上來港天主教傳教士及代牧多為意大利人及法國人，港英殖民地政府對教會因而相對冷淡。事實上，意大利裔的高主教（Raimondi）就曾因婚姻議題實行公民抗命，與政府對抗。然而殖民地政府無意投放大量資源建設香港，希望維持小政府、不干預之原則。另邊廂，教會團體為了傳教，開始辦學校，以及孤兒院、男女童院等社會服務設施。兩者一拍即合，政府因而鼓勵教會提供社會服務，好能免去自身責任。

戰後百廢待興，而殖民地政府不但缺乏金錢，也出現legitimacy crisis。因此，政府難免要靠民間團體協助重建，而教會當然是良好選擇。除此之外，冷戰格局也造就香港教會擴張規模。殖民地政府對一河之隔之大陸政權非常忌憚，擔憂共產黨會透過華人團體滲透香港各界，學校更是高危。因此，政府決定大力資助教會團體辦學，並擴張社會服務，好能阻止紅色勢力滲透社區。自此，政教之契約關係成為定制，一直運作順暢，直到八十年代。教會依賴政府資源以推動傳教事業，因此難以批評政府。

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港人前途未卜。教會最大憂慮，是假若主權移交，將喪失宗教自由，即不能再自由傳教。教會因而變得積極，參與議政。時任教區主教胡振中樞機發表聲明，要求中英任何協議均必須保障基本人權。八九年六四慘案，胡樞機也發公開信予各地主教，請求向中國政府施壓，使其停止迫害。胡樞機也發表《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強調教會要履行僕人及先知角色，消除社會不公。其中特別呼籲成立基層基督徒團體。在巴西，此類團體乃民主化之基石。有人也認為胡樞機此舉是要分散風險：假若共產黨將來要打擊教區，教會元氣仍能保存於基層團體中。

主權移交後，政教關係明顯轉趨繃緊。一九九九年，特區政府就居港權問題提請人大釋法，胡樞機罕有發表牧函，公開批評政府違反法治及人權。二〇〇二年，陳日君就任教區主教，政教關係更急轉直下，多番形成對立局面。其中二〇〇三年，陳樞機號召信徒力反二十三條立法。其後又就《校本條例》與政府對簿公堂，與時任教育統籌局局長羅范椒芬和李國章多番筆戰。在多次政改議題上，陳樞機均與政府對著幹，甚至曾公開支持由較激進政黨發起的「五區公投」運動。

二〇〇九年，陳落湯上，湯樞機一直與政府保持良好關係，政教關係又再一轉。

教會人治架構

教會架構複雜，信徒有各種政治取態，何以能辨識所謂「教會立場」呢？首先，普世天主教會在各地的唯一合法代表，是教區（diocese），而唯一能代表教區「官方立場」的個體，就是教區正權主教。在地方活動的教會團體還有修會，例如耶穌會（華仁書院的辦學團體）、方濟會和保血會等。這些修會需聽命於教區主教，但不代表教區。

教區下有多個機構，例如正義和平委員會、勞工事務委員會、婚姻與家庭牧民委員會，以及香港明愛等等。這些委員會及機構雖然由教區管轄，但其行動及言論並不必然直接代表教區。例如正委會往往發表相對進步的言論，並參與政治行動，雖獲教區默許，但絕不代表教區「官方立場」。因此，一切還看主教取態。假若主教相對進步，便會與進步的教會機構多合作，開啟進步風氣。反之，假若主教來自（政治）保守板塊，則保守派便主導「教政」。

香港天主教會乃中產教會，政治偏向保守。陳樞機任主教之時，雖然成為香港進步政治力量，但教內保守板塊仍然強大。不少教友甚至神父也不滿陳樞機之言行，例如聖安多尼堂的李海龍神父以及公教教研中心的徐錦堯神父就曾多番批評陳樞機。但陳樞機始終是正權主教，令相對進步的教會團體及信徒得到助力和鼓舞。

香港明愛與教會保守板塊

明愛長久以來都是教區極度重視之機構，也是教區「僕人」職務之首。其服務範圍極廣，包括教育、社工服務、醫療（明愛醫院已交由醫管局管理）、安老等等。按照傳統教會傳教策略，社會服務乃最有效之方法，能夠收到大量信徒。因此，明愛能否發展順利，自然成為教會高層極重視之agenda。

然而與其他社福機構一樣，明愛也需要政府資助，假若其他教會團體（例如正委）與政府對抗，則難免影響明愛利益。加上九七後，特區政府在地方社區之合作團體，不少已經轉換為親共團體，明愛要重奪社會地位，就要與政府保持良好關係，繼續合作。儘管社會出現不公，甚至主教也批評政府，屬於明愛系的神職人員也必定保持沉默，甚或繼續向政府示好。前明愛總裁楊鳴章輔理主教，正是明愛系的象徵人物。

結果出現了令人沮喪之現象：僕人職務壓制先知職務。所謂僕人職務，即提供社會服務，猶如「療傷」。至於先知職務，則是尋找造成不公之根源，並致力消除之。例如：僕人為窮人提供福利，而先知則以行動嘗試推倒導致貧窮之不公制度。兩者本應相輔相成。然而在香港，僕人要與政商界保持緊密關係，好能「擴展業務」，而先知卻正是要抗擊政商界建立且不斷鞏固之制度。當教區高層選擇了高舉僕人，而無視社會不公義背後之結構罪惡，先知自然行動困難。由此觀之，則楊主教會盛讚李嘉誠，並與陳茂波保持朋友關係，而明愛屬下委員會中有成員為長實集團高層，實在不難理解。

教會保守板塊思維與林鄭殖民地意識形態之聯婚

曾蔭權任行政長官時，由於是天主教徒，令教內不少人士認為起碼可以溝通，不會直接打擊教會利益。然土共梁振英上台後，教內人士明顯比較擔憂。共產黨高舉無神論，而梁振英也大力干預社會各層面，挑動矛盾，令教會倍感壓力。但湯樞機領導下之教區拒絕對抗，仍然希望與政府保持良好關係。結果，港英公務員系統出身、且前幾年領洗入教的林鄭月娥便成為了最佳討好對象。

林鄭曾任社會福利署署長，早就與社福機構包括明愛有所交流。其天主教傳統名校出身，港英時代在公務員系統內平步青雲，基本上就是殖民地價值的化身。如果梁振英代表土共「適度有位」、「搞鬥爭」，林鄭則代表殖民地時期「積極不干預」、「政商關係良好」等原則。因此，在林鄭的思維中，仍然認為政府不應負起太多責任，只需要提供所謂最低限度福利，維持所謂「自由市場」及「良好營商環境」，就是良策。（當然所謂「自由市場」乃靠積極干預以偏袒財團，此處不詳論。）此種思維，與教會保守板塊一拍即合。政府不去擴展社會福利制度，就由教會團體來做，政府在背後資助就可以了。教會從而繼續提供補救式（remedial）社會服務，對不公制度不聞不問。政府減少責任，教會又可藉此傳教，各取所需，一家便宜兩家著。

因此，林鄭成為湯樞機及保守板塊眼中的大紅人、「好教友」。二〇一三年香港明愛舉行六十週年國際會議，林鄭已是座上客。

教會的使命

另一影響政教關係之極大因素，就是所謂的「中國因素」（China factor）。中梵關係進程，往往不能忽略香港教會，有人稱之為梵、港、中「三角關係」。梵方要與中國談判、建交，香港教會就不能與特區政府對抗，免惹北京不滿。此論題頗為複雜，有機會再論。林鄭能成為教會貴賓，背後包含歷史、政治局勢、教會策略等諸多原因。稱之為策略，乃因教會確實因此能夠繼續得到政府資源以傳教增加信徒，同時確保社會地位。這在教會保守板塊諸君看來，是聰明且成功的。但他們顯然忘記了教會的最高使命，不是增加領洗教徒的人數，而是建立在地天國。所謂天國，從來不是靠補救式（remedial）措施運行，而是要消除所有不公義，使人人得到真正快樂。

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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