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羅會議與香港的命運　（文：蔡子強） (11:27)

較早之前，一張海報，讓一套本來不會怎樣「juicy」的歷史電影，突然間成了網民熱話。

事緣，8月，由中國解放軍八一電影廠所拍攝的所謂「史詩式獻禮大片」《開羅宣言》，公布了一組4張的劇照，分別是斯大林、羅斯福、邱吉爾和毛澤東，遂引起輿論嘩然。參加開羅會議的明明是二戰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為何突然變成了與這個歷史事件毫無關係的毛澤東？這不是為了配合中共聲稱他們是抗戰的中流砥柱的主旋律，而公然篡改歷史嗎？

連台灣國史館館長也忍不住開腔：「說毛澤東參加開羅會議，任何人都覺得很荒謬。」

據說網上點讚最高的一條評論是：「那宋美齡陪誰去的？黑蔣介石可以，但不能綠他啊！」

中國被肯定為「四強」之一

言歸正傳，那麼，究竟開羅會議是怎樣的一個會議？對中國又有何意義呢？

開羅會議於1943年11月22至26日召開，當時的戰爭形勢是：在歐洲戰區，5月，隆美爾率領的非洲軍團於突尼西亞投降，軸心國被逐出非洲；7月，納粹在庫斯克發動的城堡作戰失敗，從此蘇聯戰線的主導權落入紅軍手中，到11月連烏克蘭首府基輔也丟掉；9月，意大利宣布投降，三國軸心宣布解體。在太平洋戰區，早於上年的中途島戰役，美國已扭轉全面捱打的局面，1943年日軍陷入所羅門群島的消耗戰泥沼中，海軍進一步受創，尤其是航空部隊遭受無法恢復的損失，聯合艦隊的精神領袖，山本五十六更因座機被擊落而陣亡。簡而言之，軸心國在各線都敗像已呈。於是，除了討論下一階段盟軍的作戰方針之外，亦是時候開始討論戰後的各種安排。

二次大戰期間，盟國共召開了14次高峰會，這是唯一有中國領袖出席的一次，而同樣有趣的是，偏偏斯大林卻沒有出席，所以整場大戰期間，也沒有一張齊集中英美蘇四巨頭的照片。為何有這樣的情况呢？

羅斯福當時已經想到戰後亞洲新秩序的問題，故想扶植中國，成為親美的區域「一哥」，填補日本戰敗後留下的真空，穩定亞洲局勢，所以不理蘇聯的反對，堅持邀請蔣介石以盟國「四強」之一的姿態，出席這次開羅會議；但相反蘇聯，一方面因要為中共撐腰，另一方面，也想恢復1905年日俄戰爭前的地區版圖與形勢，建立蘇聯於東方的出海口，以及中蘇兩國間的緩衝地帶，因此借故避過出席該會議，以免給國際社會中蘇兩國平起平坐，以及斯大林肯定蔣介石的印象，有礙日後雙方攤牌。所以斯大林寧願在緊接開羅會議之後，於11月28日，與羅斯福與邱吉爾另開德黑蘭會議，不可謂不突兀。

政治上意義非凡

但就算斯大林沒有出席，蔣介石已大喜過望，並在11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乃余登外交舞台之第一幕也。」

會後中、英、美三國共同發表《開羅宣言》，重申將對日作戰直到日本無條件投降，要求日本歸還自一次大戰以來在太平洋地區侵佔的一切島嶼和領土，並特別要求日本把在中國佔領的所有領土，包括滿洲、台灣及澎湖群島歸還給中國。這不可謂不是中國在外交上的重大收穫，在政治上意義重大。

軍事上，中國軍方在開羅會議上提出，盟軍要在1944年底先嘗試光復香港和廣州，並同時轟炸台灣，然後再嘗試光復台灣，之後再嘗試光復上海，但這些作戰方案卻不獲美、英軍方所接受（見《開羅會議與中國》一書的53頁）。

軍事和經濟收穫不大

但蔣介石與美、英兩巨頭最大的分歧，在於南北緬甸水陸夾攻作戰計劃方案上。蔣希望英海軍在海路上配合，取得孟加拉灣的制海權，配合國軍在陸路出擊，進行兩棲夾擊的大作戰，但邱吉爾對此卻反應冷淡。雙方的利益分歧在於：一方面，緬甸是中國當時唯一之國際出口，且生死攸關，因為滇緬路線是中國取得外援物資的生命線；但另一方面，邱吉爾則認為對日戰爭若要取得勝利，是要集中力量在海上封鎖日本的生命線，而不是分兵在遠隔重洋的東南亞叢林中惡戰，更不想把本來打算用在法國和意大利的登陸部隊和裝備，花在緬甸的登陸作戰上，更何况，緬甸人民更親日反英，且它也不是戰後大英帝國重建具有重大戰略價值的地方，所以更不值得消耗過多精力在緬甸身上。

經濟上，蔣介石早於1942年向美國取得5億美元的貸款，在開羅會議上又開口要求10億美元的貸款，說國內經濟危急，急需此筆貸款來穩定幣值，平抑國內物價，但羅斯福卻只予禮貌上的回應，最後無功而還。

所以，難怪蔣介石在11月30日的日記中便寫道：「（開羅會議）以政治之收穫第一，軍事次之，經濟又次之。」

但無論如何，正如蔣介石在12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此乃為國家百年來外交上最大之成功。」

看到這裏，讀者可能已經不耐煩，文章標題是〈開羅會議與香港的命運〉，為何看了大半，仍未談到這個課題？對，關子也不能賣得太久，且踏入正題。

把香港改為國際自由港

開羅會議當中確實有一筆牽涉到香港。話說會議期間，在羅斯福與蔣介石兩人的一次會談中，羅建議，當從日本手上取回香港和大連，戰後把兩地改為國際自由港，對此蔣表示贊成。但因香港牽涉到英國的權益，而大連雖然與蘇聯權益無關，但為了美蘇戰後能友好合作，所以羅表示得與邱吉爾和斯大林分別再作磋商（見《開羅會議與中國》一書的62頁）。所以，最後，會議中並沒有就香港問題作出任何決議，因此《開羅宣言》中也無有關香港的信息。

其實，蔣介石在11月14日的日記中更提到，早在夫人宋美齡訪美期間，與羅斯福會面時，羅早已提過這個自由港的建議。今次趁開羅會議有機會面對面見到蔣，羅遂再直接提出。

但這個私下建議，後來遭邱吉爾大力反對，他聲言大英帝國之任何疆域，戰後都不能列為託管之地，他對羅明言，在其有生之年，他也不會讓大英帝國解體，意味着完全不能接受放棄香港。羅逝世前幾天，仍託人轉告邱，如果邱不肯放棄香港，他將把此事訴諸英王及英國國會解決。但後來羅逝世，杜魯門繼任總統，他卻沒有堅持，事件也不了了之（見《開羅會議與中國》一書的64至65頁）。

所以，原來歷史上只差些小，開羅會議就會完全改寫了香港戰後的命運。

（本文主要參考自由吳思華等主編，中華民國外交部和政治大學人文中心，於2014年聯合出版的《開羅宣言的意義與影響》；以及1962年出版，梁敬錞所著《開羅會議與中國》這兩本書）

（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原文載於2015年10月29日明報觀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