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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民關係】警員還是演員?論不同警政模式的矛盾(文:方志信) (14:48)

早前,警隊開設社交網站專頁,並以「4點鐘許sir」為賣點,聲稱欲與市民多加交流云云。結果惹來網民洗版揶揄,逼得管理員刪去大量批評留言。警方是真心希望改善警民關係,還是視之為公關表演?相信各位讀者心裏有數。

台前台後 給人不同印象

世界是一個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過是一些演員,英國劇作名家莎士比亞如是說。已故著名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劇場理論,指出日常生活就是一套戲劇。我們在不同的情境下,為了迎合觀眾的不同需要而在前台演出,進而讓他人對自己留下特定的印象。一旦回到後台,我們就會回歸自己,因此台前台後的我們往往會給人不同的印象。

高夫曼的弟子曼寧(Peter. K. Manning)則以劇場理論分析警員的行為,認為前線警員巡邏的一舉一動都是一場表演,吸引着市民(即觀眾)的注目。反而幕後的一切,如管理和訓練等,就容易被人所忽視。換而言之,曼寧眼中的每一個前線警員都是個演員,一舉一動均有其意涵。那麼,他們意圖讓人留下什麼印象?幕前和幕後的警員又有什麼分別?

警政模式的流變

要回答上述問題,我們要先理解不同警政模式的差異。在警政研究中,警政模式往往被分成兩大類,一是參考倫敦市區警隊的民警模式,通常不配武器,強調為大眾服務;二是參考愛爾蘭皇家軍警的半軍事模式,配備武器,不惜以高壓和武力手段維持秩序。當然,這樣的分類十分粗略。現實中我們很難找到完全倒向一方的警政模式,特別是媒體發達的今天,使用過度武力無疑是個公關災難。向來以半軍事模式為藍本的香港警隊,過去十數年也聲稱已擺脫舊模式,走向「社區警政」。

社區警政的概念在1970年代末在英國開始流行,力主揚棄傳統威權式的規訓,希望挽回當時英國市民對警隊的不信任,以至面對新時代治安需要。社區警政注重警民合作,強調主動走入社區了解居民的需要,認為事前行動比事後制止罪案有效。可以說,社區警政不但是一套哲學,更是一套行事手法,要求警隊從組織到行動模式的全面改革。

回到香港。香港警隊在六七暴動後開始反思其警政模式,並於1970年代開始改革,以配合政府管治模式的改變。現時,社區警政的概念更是警隊的目標之一。這些改革包括於1973年成立撲滅暴力罪行委員會(其後改組成現時的撲滅罪行委員會,由官員和社會人士擔任委員)、1973年推出好市民獎、1974年改組警察新聞課為公共關係科、同年在警察公共關係科下推出少年警訊計劃等等。警察公共關係科是香港社區警政改革中最為重要的一環,除了上述的好市民獎和少年警訊計劃外,就連警察學校聯絡主任計劃,甚至是《警訊》和《警察故事》的製作均屬其管轄。

警政模式的衝突

說了那麼久,警政模式和劇場理論的關係似乎已經呼之欲出。說到底,香港警隊在殖民地時代受半軍事警政模式影響太深,從組織到內部文化都沒有根本上的轉變。前線警員在學堂接受的訓練雖然加入了社區警政的內容,但講求權威、維持社會安寧、武力震嚇的精神還是大大留存。而警隊高層由上而下的牢固架構和警員之間的感染(如佔中期間警員之間的短訊),也間接導致了佔中期間的警隊暴力行為。

運用曼寧的理論,前線警員平日戴上符合公眾期待的一副面具,一如社區警政般強調警民關係,熱心解決市民的需要,力圖建立良好的形象。一旦事有不順,又或公眾注目不足,警員按捺不住,這個台前的面具就會被脫下。佔中期間的警隊的暴力行為,不過是被抑壓的台後一面的顯現——即殖民地時代受半軍事警政模式的一套,崇尚武力威嚇,以高壓手法維持社會秩序。

社區為本?還是一場公關表演?

事實上,不少學者發現採用社區警政的警隊內部存在着矛盾的價值觀,更有學者認為社區警政不過是各地警隊的公關表演,實際上他們無意改變其行為和價值觀。曼寧更指出,由於警隊掌控大量和罪案有關的資訊,所謂和社區合作撲滅罪行不過是一場政治的話劇,用來導向和控制輿論,本質上和其他傳統的警政模式沒有分別。簡單來說,就是把社區警政視為工具,而非真正的目標。

回顧過去一年警隊的表現,以及近日社交網站專頁的「風暴」,筆者不禁質疑香港警隊——他們是否真的視社區警政為目標,抑或只視之為公關手段,所以一直把大部分的社區警政項目列入公共關係科管轄之下?經歷雨傘運動,想改善警隊的印象,絕對不是簡單開一個專頁就能解決。而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更全面的警政改革,以及建立一套對警隊的全面民主監督機制。

參考資料:

.Brogden, Mike, and Preeti Nijhar. Community Policing. Routledge, 2013.

.Goffman, Erving.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chor Book, 1959.

.Manning, Peter K. Police Work: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Polic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7.

.Manning, Peter K. Symbolic Communication: Signifying Calls and the Police Response. Vol. 9. MIT press, 1988.

.Reiner, Robert. The Politics of the Police 4th edition. Oxford: OUP, 2010.

(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原文載於2015年10月23日明報觀點版) 掌握最新消息,請Like「明報即時新聞」fb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mingpaoi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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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明報即時新聞 on Thursday, October 2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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