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經不覺,雨傘運動一周年了。不少人在運動過後都有一個問題:平日的好爸爸、好鄰居、好朋友,為什麼一穿上警察制服,就會變成暗角施暴的惡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一部好電影,永遠在探索人性的問題,到底人怎會變成惡魔?或者,我們可從今年「辛丹斯電影節」作品《史丹福監獄實驗》(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中,找到端倪。
《史》片重現1971年著名的監獄實驗——實驗當年震驚心理學界,因為情況在短短6天失控,2名參加者更因心理失常而要中途離場。此後40年,再沒有人敢做類似實驗。
24位自願參加監獄實驗的大學生,分別隨機扮演囚犯和獄卒。囚犯要穿上女性連身裙和浴帽,「抹去他們的性別和個性」,將他們由一個「人」降為區區一個「數字」。獄卒就手持警棍,佩戴太陽眼鏡,活脫脫就是從《鐵窗喋血》走出來的暴虐獄警。結果,只是在實驗第二天,就開始出現驚人的暴力虐待,性羞辱、剝奪囚犯睡眠等的種種暴行。
要注意的是,參加者都不是我們一般理解的「奸人惡棍」,只是善良普通的好學生。為什麼好學生會突然化身撒旦?
每當我們讀到連環殺手、校園大屠殺,還有警察毆打示威者的新聞,總是想到「麻木不仁」、「殘暴」、「無人性」、「人渣」等等的詞語。人總是喜歡把罪惡和自己劃清界線,再把一切歸因於某些人的性格,例如「好仔唔當差」,心裏才容易接受。
穿上制服,卻脫下人性
但電影中呈現給我們的,就是我們每一個不起眼的「普通人」,都可以輕易變成「撒旦的奴隸」,只要你擁有一點點權力。穿過那條界線,「好人」就會墮落,墮落成撒旦。鏡頭下的警察,揮着「手臂的延伸」,在「暗角打鑊」,但也不代表警察不可以是別人的好爸爸、好丈夫。他甚至可能和你和我一樣,都喜愛足球。可能,只是在穿上制服的那一個瞬間,制度裏的那個「我」延伸得太長,長到忘記了自己的身分、人性,還有自己的所愛。
電影中有一幕更是劃龍點睛。本來客觀冷靜的左翼反戰教授,自己竟當起監獄長,還裝模作樣弄了個假釋委員會,不顧一切阻止囚犯離開。只因為脆弱的我們,對自己太自信,同時又太渴望制度的認同、不斷做制度期望我們「要做」的事,結果卻不自覺淪為國家機器的工具。
監獄實驗44年後的今天,電影的獄卒和監獄長,竟是如此熟悉,是不是因為,香港就是那個黑暗大監獄?
人性光明的一扇窗
電影中教授的女友只是參觀實驗,因此能旁觀者清,嘗試制止失控殘暴的實驗。教授女友的出現,其實暗示導演仍對人性充滿信心。是的,人性中永遠留有一扇窗,是幽暗監獄裏的最後一絲光明。只要保持清醒,反覆問自己:我有被環境決定,做了違背良心的事嗎? 我做了正確的事嗎?
電影,有時會讓你看見一個看不見的世界,一個更深邃、更廣闊的世界。
作者簡介:新聞系學生,做過記者,又做過公關。沉迷電影,只因希望以外在的電影世界,尋找內在的自己。無法入加入電影圈,只好拼命寫影評,也算是為電影出了一分力。FB專頁
(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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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明報即時新聞 on Friday, October 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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